中世纪诸王朝的君主和僭主，凭借专制权力，干预胜朝史即近代史的编纂，控制本朝史即现代史的著录，久有传统，却很少有像满清统治者那样穷凶极恶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论及《清实录》，指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都对前代编年大事记即官修“实录”，“欲改即改”，积习变成惯例，“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619-621)，真是慨乎言之。
既然“实录”不实，而满清所有官修史书，均有同病，那么要了解清史的实相，岂可不广搜非官方的本土的乃至域外的资源？例如晚清史研究，所谓野史、笔记、碑传、年谱、日记、函札、回忆录，以及外人记载等，越来越受论者重视，合乎逻辑。
当然不能拒绝利用清代官修史书，它们到底有官方档案为依据，若干事件虽篡改也仍存蛛丝马迹。同样不能尽信非官方史料。比如清初王夫之曾任南明桂王政权的行人司行人，参与外交事务。但他的《永历实录》，对于这个小王朝上自太后、下至大臣多半皈依天主教，控制朝政的太后甚至遣使请求罗马教廷组织新十字军支持南明抗清，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不见踪影。岂不表明号称可信的野史，同样存在“实录不实”的毛病？
再如清人有关本朝历史的笔记，在嘉庆朝被迫松动言论控制以后，渐出渐多。不论作者有心还是无意，有的填补清开国史的空白，有的重述已逝列帝留下的疑案，有的质疑前代治术乃至翻前代陈案。这类矛盾的历史陈述越积越多，致使后人要了解清代历史实相，即使涉及特定时地人事的某个实例，也非重视正野诸史矛盾的陈述的真伪的考辨不可。以前傅斯年宣称“史料即史学”，把发掘历史资源说成历史研究的最高追求，固然是偏见，但半世纪来所谓“以论带史”(实为“以论代史”)的流行，致使史学变成语录的缀合，犹如滚动版的“圣谕广训”，不更荒谬么？
用不着再对清代的笔记野史评头论足，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专题论著已不少，其中不乏说长道短都有见地的作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重典故而轻识见，重异闻而轻涵义，似为既有研究的一种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