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一片涨价热中,抱怨必以猪肉为话题；但还有另一种东西,价格已连年上涨在先―――这就是国学。猪肉是民生问题,国学是民智问题,物质与精神的产品都涨价,也要看货色如何。
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遗产,我无意全盘否定；但遗产是否全属良性资产,只怕未必。国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凡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概在禁毁之列；能流传下来的,至少对专制无害；能成为“主体思想”的,必定于专制有利。由于国学的定义过于宽泛庞杂,本篇只论愚民的话题。
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是豢养使役“会说话牲口”的无上权谋；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剥夺民众知情权的经典论述。也许有人会以重新标点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来证明孔子有民主思想,我也懒得跟他抬杠,毕竟自西汉以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按第一种断句理解实行的。
老子和孔子这些论述,均属供统治者参用的治术。秦始皇不信这些,以为焚书坑儒可愚天下,最后反愚弄了自己。他治国靠的是铁腕强权,只有一手硬,农民起义一爆发,帝国迅速解体。汉帝国君主鉴于前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治国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强权与教化两手齐抓,两手都很硬,就显得比赢政高明多了。此后佛教、道教也逐渐被统治者采用,最终形成了以儒教为主导的儒、释、道中国特色思想文化。
儒教其实是以伦理为宗教,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教化百姓各安本分,其中就包含很多愚民的设计。稳定压倒了一切,汉王朝的寿命因此延长了许多。但西汉加上东汉,也只有四百多年,后来唐宋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的更迭,短的未过百年,长的不到三百年,哪个也没有传之万世―――这是“历史周期律”在起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动乱,概因强权下的社会分配逐渐失衡,教化随之失去道德价值,强权与教化捆绑的超稳定结构一旦解体,从有序到无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刻发生,其结果必然是颠覆性的。长期压抑的能量瞬间释放,足以令温顺的愚民突变为暴民,就这个意义而言,动乱也是愚民政策的后果,此为历代开国君主始料未及且最不乐见之事。
中国历代的政治设计,不谓不周密,其间只缺一个要件―――民主。刘备与诸葛亮作“隆中对”,天下大事都论到,惟独不可能谈民主,以他们的思想境界,顶多只懂得“为民作主”,这是无法苛求于古人的。历史翻过一千七百多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与顾维钧在中南海对谈,袁氏犹不知民主为何物,最终以称帝招致身败名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解放了思想,才有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但“凡是”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至今有一些“凡是”的活化石,仍在坚持不懈地要求开历史倒车；每个时代都难免产生“凡是”,摆脱了前两个,还会有第三、第四个；甚至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的指示,也都有可能成为“凡是”。政治文化中的金科玉律,往往成为执政理论创新的主要障碍―――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当经济发展中的分配不公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固有的意识形态资源依然枯竭。试图理论翻新的“民主社会主义”,引发的是新一轮纠缠不休的激辩,远水未解近渴。与此同时,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复古思潮却大行其道―――历史总是在重复。
自清末的维新派到二十世纪的五四先贤,无不以“开民智”为兴邦之道。现代国家的教化,自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前提。愚民政策在封建时代是有效的,进入信息时代就丧失了作用。
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正在改变世界,也必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随着民权意识的觉醒,各种“凡是”已经大大缩水,在功效上难以愚民,却常常“愚官”,套用一句老话,叫做“领导落后于群众”。那种“中国人不配享受民主”之类的陈词滥调,今后还是少弹为妙!
将众人变成哑巴,自己也会又聋又瞎。欲愚天下者,天下之至愚也。
作者：章立凡 知名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