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林，1958年出生，上海人，曾是一名军人，后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编辑过《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世界抗日战争图志》等书，20多年来，他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抗战史料。1995年10月前往日本，采访日本战犯，积累了大量视频资料。
记者：您为什么想到去日本采访战犯？
杨克林：我以前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编过一本《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在国内采访过不少抗战老兵。但是，我想应该更全面地反映抗日战争，不能只有我方抗战的记录，还要有侵略者一方实施侵略的材料。除了纸质的史料外，还应该有日本战犯的口述历史，通过镜头，用讲述的方式揭露日军暴行，是更为有力的证据。
记者：您是怎样联系到日本战犯的？
杨克林：我知道他们回国后成立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后来又通过朋友联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老所长金源，这些战犯中的很多人和他都有联系，他们非常感激他当年的教育和照顾，把他当成父亲一般。他知道后很热情地帮我联络这件事，并亲自陪我们去日本。日本战犯们也都非常积极，都想面对我们的镜头讲一讲，但有些年纪实在太大了，行走不便，我们在日本的时间也非常短，只有10天左右，也只能留下遗憾了。
记者：您见到这些战犯，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
杨克林：见到他们之前，心里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因为知道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罪行，想着他们都是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杀人魔头，内心的痛恨在所难免。但是见到他们之后，看到的是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他们对当年犯下的罪孽深深忏悔，讲起来无不痛哭流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对内心的拷问丝毫不曾减轻。
记者：这次中央档案馆公布了45名战犯的笔供后，很多人质疑，他们罪大恶极，为什么不判处他们重刑。您怎么看？
杨克林：对，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入的。我认为释放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把他们留下来，比判处他们死刑要好得多。为什么这么说？这些战犯在刚被关进战犯管理所时，态度是极其强硬的，根本不认为他们是侵略战争，看不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但是经过多年的教育之后，他们的立场转变了，明白了自己曾经参与了一场多么无耻的侵略战争。与其让他们带着仇恨去死，不如让他们背负着忏悔去向身边被蒙蔽的日本人解说，讲出这场战争的真相。虽然他们的力量不可能消除日本右翼势力，但至少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真相。本报记者 姜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