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儒学是什么？
左派儒学是把社会主义传统和儒家传统结合起来的尝试。这个方式不仅把社会主义当作标准而且平等、严肃地对待儒学，在接触交流中用儒学来丰富和改变社会主义。但是我要指出这种担心，即左派在使用儒学标签来推动根
源于西方的进步和社会主义观点，这种担心类似于我对于“自由派儒学”的批评。我并不否认中国需要采用这样的“西方”价值，如社会民主、团结、人权、法治。它们需要被儒学来丰富，有时候也需要儒学来限制。但是通过简要概述传统的左派价值，添加一些“儒学”特征，“左派儒学”的意思将变得更清楚。这些特征并非都是独特的儒家思想，但合起来将构成保证配得上独特的“左派儒学”标签。
1． 独立的社会和政治批评
苏格拉底以追求真理出名，他在揭露那些提出虚假真理者的错误时是毫不留情的。苏格拉底的榜样仍然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学生被教导要培养对所学内容进行批评的重要性，他们在追求真理时并不担心破坏社会和谐。批评视角也影响着儒学。《论语》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涵。“和”与“同”的对比首次出现在《左传》里，它指的显然是统治者应该对于谋士的众多不同政治观点持开放态度。在中国皇权时代，独立社会批评的理想在由学者型官员组成的督察院中制度化，这些人被授权批评政府错误的政策。独立的儒家书院是培训学者的批评艺术的地方，它们常常位于远离国都的地方，这样不至于受到政治控制。受到儒家思想启发的社会批评家比如杨继盛和黄宗羲在正式的渠道外还发表更尖锐的政治批评。今天，社会批评家已经使用“和”与“同”的对比来敦促政府容忍不同意见，不要强行把单一国家意识形态强加给全体国民。
但是儒学的新花样，姑且这么说吧，是只有建立在社会和谐与信任的基础上，批评才能收到效果。如果两个敌人相互批评，他们就要质疑各自的动机，结果肯定是更多的流血。如果建立在相互信任的纽带基础上，在导致情况改善的意义上，批评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政治领域，批评都应该被看作出于关爱而不是敌对的动机。实际上，它意味着批评应该以温和与谦虚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便维持和谐的关系。“不失面子”这样的话表达的就是这个理想。一些西方政客和以西方为基地的人权组织刺耳的和自以为是的批评常常在中国被置之不理，就是因为它们甚至被那些本来同意他们所批评的内容的人被看作粗暴的、不尊重人的。相反，采取的合作和长期关系的途径的丹麦人权机构等组织的批评往往效果更好。
当然，如今的媒体常常被看作公共批评的一个重要工具，它们有旨在暴露政府错误和社会不公正的调查记者。左派儒学更希望有能力讲出社会问题真相，指责政府错误的独立媒体。但是从儒家视角看，人们也有理由担心几乎全部用来报道坏消息的媒体模式。鼓励私有媒体按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报道新闻（只要他们避免极端暴力和色情）是很好的，但是媒体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动社会和谐。这种媒体报道或许涉及宣传道德模范、呼吁人们善良的本性、唤起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
更具体的是，受儒学启发的媒体管理模式或许意味着私人媒体的存在空间，同时资助寻求推动社会和谐而不是对于党的忠诚的公共媒体。得到扶持的公共媒体或许应该正面报道政府领导人的活动，如果他们有助于形成社会和谐时。电视新闻显示胡锦涛主席在残疾人奥运会上和残障儿童一起唱歌的场景是让人激动的，因为做好事的领导人应该被看作为他人树立了榜样。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如果领导人做了坏事也应该受到批评。
2． 关心弱势群体
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儒学同意政府的首要义务是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弱势群体内涵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剥夺了确保任何体面的好生活概念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人。但是儒学可能加上新的含义，即弱势不仅仅是缺少金钱。同样严重的伤害是被剥夺了构成好生活的家庭和朋友的陪伴机会。因此，当孟子说政府应当首先关心“鳏寡孤独”时，他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者。对于孟子来说，他们处于弱势部分是因为（不是主要的）他们被剥夺了主要的人际关系。这种观点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受到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国家常常依赖家庭来提供福利服务，国家帮助那些没有家庭成员的人。比如新加坡的健康保险计划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家庭成员有责任照顾相互的保险，包括长大的孩子有义务为年长的父母办理保险，类似的安排也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实施。国家负责没有亲属的老人的生活。这样的保险安排在西方似乎是奇怪的，但是在有儒家传统的东亚国家并没有多大的争议。
3． 关心经济平等
社会主义者追求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在西方国家，他们也倾向于支持社会平等，也就是说，不管身份如何，人人都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的社会。无论老少，无论是老板还是雇员，在从事日常的社会行为时，应尽可能不考虑社会地位，如使用名字称呼对方。人们认为社会和经济平等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理想的社会应该消除不管是建立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阶级上的所有权力关系（现代自由观点，比如约翰?罗尔斯的最初观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理想演说情景都在于表达平等权利的理想）。另一个理由是社会平等更可能造成经济平等：人们越平等地对待他人，就越可能支持旨在减少贫富差距的措施。
儒学不否认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消除所有权力关系。但是这样的乌托邦理想或许只适合于思想类似的小团体，比如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im）社区，或者马克思描述的由机器承担几乎所有人们不愿意干的工作的高技术社会那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儒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权力关系必然存在于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是如何让权力关系有利于无权者的利益。这是第二个儒学特征：儒家不怎么担心社会等级差别，尤其是建立在年龄和成就基础上的差别。如果必须在社会平等以及经济平等之间做出选择，儒家将选择经济平等，而社会不平等被用来为经济平等服务。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古代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了包括由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社会礼仪的观点。通过参加共同的仪式，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形成照顾他人的感情，因而更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比如，日本和韩国的老板可能喜欢和雇员一起唱卡拉OK。这种仪式是有差别的，老板第一个唱，唱的时间或许还长些，但是经过了一段唱歌和喝酒等后，更亲热的关系得到巩固，老板就更少可能在经济困难时期裁员。这样的礼仪帮助解释了日本和韩国大公司实行终身雇佣的模式。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所有人都参与的仪式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在社会上最不平等的东亚国家在财富分配方面相对更平等。
或许有些小国比如挪威相对来说有单一性并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因而能够提供任何方式的平等，但是儒家认识到大多数社会需要做出选择，要么成为像美国这样的采用财富形式表达权力的社会平等社会，要么成为用表达不同社会地位的被非正式礼仪约束的社会，有权力者不需要依靠物质财富来显示同等程度的“优越感”。对于儒家来说，后一种社会更好，关键是推动包括有权者和无权者在内的共同礼仪，让有权者感受到和无权者的共同体意识，因此不大可能通过物质财富这样的其他支配形式。
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儒家的另一个差别是前者在政治权、公民权与获取物质平等的经济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选择政治权和公民权。美国宪法表达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基本自由倾向。即使像约翰?罗尔斯这样的左派自由主义者没有多少论证就认定如果公民权、政治权与经济正义发生冲突，前者优越于后者的原则。罗尔斯确实允许近于饿死的非常贫困的社会有优先获取食物的权力，但是这是西方大部分左派在为了经济权利的利益而牺牲公民和政治权利时愿意走的最远极限。
在东亚，不仅中国共产党说生存权是第一位的。国家有义务为物质贫困者提供帮助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这和西方政治史不同，在十八世纪前的西方，贫困被看作社会稳定问题或者慈善问题。因此，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为人民提供生存保障的义务被普遍看作是超越其他政治权利的价值不应该让人感到吃惊。中国或许超越了“罗尔斯式的最低生存限度”，意味着很少中国人处于挨饿或者营养不良的状态，但是民主应该再等一等，直到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再说的观点并不像在西方左派圈子里引起的争议那么大（当今中国的民主权利是否和经济发展冲突是个需要实证调查的问题，但是在问题不这么清晰的地方，甚至独立的左派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愿意强力鼓吹现在就实行民主）。另外一个例子是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和有秩序的环境而限制人民的自由流动的中国户口（家庭登记）体制。户口体制在松动，但是在向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移民仍然受到限制，这样的限制并不像在西方那样可能引起那样大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