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
年过百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在央视屏幕上，神采奕奕，将往事清晰地呈现给观众。
让人不由觉得，往事不老，老人不老。
本报记者上个星期赴京拜见周有光老先生，是在北京一幢非常朴素的老式公房里。老先生刚用好晚餐，在他的小书房里安静地阅读。“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他说得自豪，笑得纯净，一扫岁月沧桑和命运起伏。
周有光老先生戴上助听器，记者高声地提问，有时干脆把问题写在纸上，老先生拿起放大镜，边看边念。不加停顿，回答就很顺畅地出来了。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您作为主要制订者，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方式吗？”
“我出版了一本书《汉语拼音文化津梁》，里面收了我50篇文章。”周老先生一边说，一边弯腰从书桌旁拿出这本新出炉的书。“津梁，在这里是文化沟通中桥梁的意思，因为这是面对国内国外使用的一套注音方案。”
这真正是一种津梁。一方面，汉语拼音为我国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海外学习汉语人数已达4000多万，汉语拼音成为海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方式。对于汉语拼音在今天有着如此生命力，周老先生是既高兴又意外，他说：“现在生活中到处有拼音，手机短信，电脑打字，我们的奥运会也要求用拼音拼写人名、地名……这么多用途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位享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老先生，1906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读大学时主修经济学，出于爱好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精通多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不久，周有光改行语言学，调至北京。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过程中，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在这个简朴的家里，最吸引记者的是书和照片。
书，很多是周有光的著作，也有不少沈从文的著作。两人是连襟。1955年周有光调至北京后，就和沈从文经常来往，在生活与学术上多有交流。周有光眼里的沈从文，有一种特别的真实与亲切。
照片，很多是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合影，一眼可见的恩爱默契。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夫人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俱是家学渊源。
关于他们的婚姻，有一个说法颇为流传，那就是“结婚后从来没有吵过架”。对此，周老先生哈哈笑了，既像是释疑又像是注解，向记者道出其中奥妙：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70多年没有吵架，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问这个事。其实我们也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确实，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周有光老先生的一生，并非总是这般春风徐徐，也常遭风吹雨打。但他微笑着面对生活，即使当悲剧降临的时候。先遭丧女之痛，女儿6岁时死于阑尾炎。抗战时，儿子被流弹打中肚子，幸亏手术及时才保住了性命。闻听消息后，他冒着漫天的雨雾紧急赶回家，以一丝苦涩的幽默作结：“我家有一个挂彩小伤兵，这也是抗战家庭应有的点缀吧。”
很多年后，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多情人不老”，多好的书名，把他们人生的情感与态度，豁然表达。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别开生面。而那些饱含感情、涌现文采的文字，正是那些在坎坷前呈现的通达，在幸福时流露的智慧。
老先生文静瘦弱的外表下，有着一份坚毅与乐观，让103岁的生命宁静地闪现出温润的光芒。“我现在的生活很简单，精神很愉快的。”说这句话的时候，老先生眯眯笑着，很满足。让记者想起他曾说过的那句，“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