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余英时教授发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系统而尖锐地批评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别是关涉到熊、牟以”心性”论”道统”的讲法。该文颇受关注。遗憾的是，在有关的讨论与争论中，无论是余文的支持者还是反驳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设定的圈内钻来钻去，基本上无助于问题的明晰与深化。
事实上，如果我们超越了当代儒学发展中师承与门派之间的种种纠葛与限制，那么更深一层的问题似乎就不在于熊、牟一系如何讲，而在于他们为甚么要这样讲。余先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哲学（熊、牟）与史学（钱穆）两种进路的分判，似乎没有关注到后一层面的问题。近读郑家栋教授新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方知晓从儒家传统的”断续之间”来看，熊、牟有关儒家”道统”的讲法，实关系甚大；并由此也在内在脉络和理路上，对于80年代以来众说纷纭的儒家传统”断续之间”的问题，了然于心。
”断裂中的传统”之所谓”断裂中”，似可以理解为”断续之间”。而”断续之间”事关重大，也极为复杂。今日与传统相关的诸种讨论、争论、研究等等，可以说莫不与”断续之间”的问题有关。而对于郑著来说，”断续之间”并不是一个判断或结论，而是展开为极其复杂的思想脉络与学理系统，其中不仅关涉到思想、历史、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解析与学术史意义上严谨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关涉到思想家个人的禀性、才情、学识、经历等诸种因素的探讨，关涉到必然的与偶然的、主流的与枝节的及思想与历史、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与限定。
郑著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儒家还活着，活在思想而非历史中。”此一论断有一前提，即认为”知行合一”的儒家传统较之任何思想与文化形态都更完整的体现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统一”：”在儒家传统中，思想与历史是统一在一起的，思想应当能够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脱离历史的思想会被认为是抽象的，不真实的。”1 所谓思想”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即表现为社会法规、制度与礼俗，表现为社会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国”或”儒家中国”一类概念，即是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社会）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又如何呢？”儒教中国”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这在经验的层面可以说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说法同样可以得到论证。而郑著所要处理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儒学自身发展的义理结构及其演化，表现当代儒家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此种改变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疏理和论析后”五四”时期的”道统”观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纪以来，讲”道统”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时肯定钱穆先生所主张的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反驳余氏而卫护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辉等），居然亦论辩后者同样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显然，到了这里，所谓”道统”已经”泛化”得没了边际，而且此”泛化”是作为某种理想的状态被肯定。而实际上，道统观念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现当代儒家的茫无归着和游离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当然不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时先生言，熊、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里我们不讨论熊、牟以”心性”论”道统”与宋儒以”传心之法”论”道统”的区别，此区别或许并不重要，问题在于牟宗三等以”心性”论”道统”的意义何在？
尽管”道统”一词出现较晚，但是传道统系却是原始儒家的一个老问题。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以”传心之法”（宋儒）还是以”心性”（熊、牟等）说”道统”，均非原始儒家的本义。从孔、孟思想来看，儒家之”道统”首先是表现在政治与文教制度方面，此所以必须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中国上古社会之”立法”者也。其所立者不是”心性”之法，而是”社会”之法，是政治、文教与礼俗之法。孔子为甚么念念不忘周公？因为舍弃此一端绪，我们便无从知晓中国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演化，也无从理解何谓”中国文化”。《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可以肯定地说，这里所谓”尧以命舜，舜以命禹”者绝非”心性”之法，把”允执其中”理解为”人心”与”道心”之间，那也只是宋儒的说法。《论语》中此一段非同小可，它规定了儒家道统的基调：此”道统”不是”心性”或”传心”之统，而是政治法统。后来孟子讲传道统系，便是从尧、舜、禹、汤、文王、孔子讲，并表示”乃所愿学孔子”。依据通常的理解，孟子之”愿学孔子”者，乃是孔子的”仁学”；而实际上，孟子思想的落脚点是”仁政”而非”仁学”，是”政治”而非”道德”，或者说是道德化的政治而非后儒那种空谈心性的道德：”王道”与”霸道”之争才是孟子思想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