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松
来新夏先生乃学界山斗，为笔者所钦仰的当世老辈学者之一，其所著《清人笔记随录》叙录了所寓目的约二百来种清人笔记，是继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后研究清人笔记的力作，识断精审，堪为研究此学之津梁，确有功于学林。然而，智者千虑，难免有一失。在翻阅《清人笔记随录》中，笔者发现来先生偶有疏误，现将之拈出，以就正于学界。
《清人笔记随录》对邵晋涵《南江笔记》的叙录中，来先生指出：
邵氏学力湛深，久有公论，其史部要籍提要，嘉惠后学不浅。而《札记》尤以见日常用功之途，虽局限于字句订正，然亦不可或缺之备料工序。其中间有独具一说者，如卷四辨《后出师表》之非伪，与时人伪作之说相歧，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引何焯非伪之说，即为《南江札记》之文，何焯不注邵氏之说而以为己说，卢氏博学，何能未读《札记》而为何焯所欺。(《清人笔记随录》第261页，中华书局，2005年)
在此节文字中，来先生表彰邵晋涵所倡诸葛亮《后出师表》非伪作之说，对卢弼《三国志集解》不引邵说而引何焯之说深致不满。而据其中“何焯非伪之说，即为《南江札记》之文，何焯不注邵氏之说而以为己说”之语来看，来先生认为何焯的《后出师表》非伪之说乃剽窃自邵晋涵之说。如此立论，可谓是罔顾事实、本末倒置了。其实，事实恰恰与来先生所述相反。
为了能对来先生所述进行辨析，笔者现依次胪列来先生所述文字中提到的诸人关于《后出师表》非伪之说如下：
邵晋涵《南江笔记》卷四“诸葛传”条：
……“赵云以建兴七年卒” 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后表》之伪，非也，以《元逊传》观之自明。第此表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于外，失之蜀而得之吴。或伯松写留箱箧，元逊勾致之于身后耳。集不载者，盖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当作“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矣。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之注所附《后出师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句集解云：
何焯曰：赵云以建兴七年卒。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此表为伪，非也，以《元逊传》观之自明。第此表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于外，失之蜀而得之吴。或伯松写留箱箧，元逊勾致之于身后耳。集不载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字当为“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无疑也。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七《三国志 蜀志》中云：
注：“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按：赵云以建兴七年卒。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此表为伪，非也，以《元逊传》观之自明。第此表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于外，失之蜀而传之吴。或伯松写留箱箧，元逊勾致之于身后耳。集不载者，盖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字当为“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矣。
上述三节文字，除少数个别文字有异外，基本相同。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对何焯《后出师表》非伪之说的引述，此乃遵循注解惯例，姑置而不论。而邵晋涵与何焯两人的《后出师表》非伪之说，到底谁是原创者呢？或者说，两人谁是剿袭或剽窃者呢？对此，只要将邵、何两人的生平行实略加考察，就一目了然了。
邵晋涵(1743-1796)，浙江馀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除翰林院庶吉士，充四库纂修官。历官右中允、侍讲学士兼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等。于学无所不窥，尤精于史学。一生基本上与乾隆朝相始终。所著有《南江诗钞》四卷、《南江文钞》十二卷、《尔雅正义》二十卷、《南江札记》六卷等。而何焯(1661-1722)，江苏苏州人，一生与康熙朝相始终，致力于经学、史学、小学研究与诗文著述。所著除《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之外，另有《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困学纪闻笺》、《义门先生集》十二卷等。两相对照，邵晋涵在何焯谢世二十余年后才出生。也就是说，何焯力倡诸葛亮《后出师表》非伪之说在前，是《后出师表》非伪之说的原创者。如果说邵晋涵的《后出师表》非伪之说不是对何焯之说的剿袭或剽窃的话，但是，从《南江札记》与《义门读书记》有关《后出师表》非伪之说的文字几乎一致来看，那也是《南江札记》对《义门读书记》的抄录。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自然引述早出的何焯的《后出师表》非伪之说，而不引晚出的邵晋涵的非伪之说。他在集解《三国志》中如此做，只不过是出自对原创学术成果的一种尊重，并非为何焯所欺。倒是邵晋涵在《南江札记》中不注明《后出师表》非伪之说所本，则不免有失学术规范了。
本来，只要稍加考察何焯的行实，即可避免立论的疏失，而来先生却未能这么做，想必是暮年著书，倦于翻检了。笔者聊撰此文，以正《清人笔记随录》中这一小小疏失，想必来先生不以为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