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内圣外王关系：旧内圣外王即明体达用。新内圣与新外王[13] 则是不一不二的关系：首先，内圣与外王不一，二者应一分为二，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其次，内圣与外王不二，二者合二为一，宪政之道和道德之道究竟为一。外王问题不仅是民主与科学问题，而且是整体的政制问题。此中存在着知识论难题，即知识与价值的复杂关系。
为什么要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牟宗三先生的良知的自我坎陷的不可能首先在于其遭遇到知识论的难题。主观与客观的复杂关系不可能通过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逻辑而解决。此种内圣系统与外王系统的复杂关系实为内圣系统与外王系统的复杂互动。而且，预设良知、仁为最高本体的道德形而上学难以自圆其说。但内圣与外王既分又合，内圣与外王不一不二：首先，内圣与外王不一，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其次，内圣与外王不二，内圣之域与外王之域可以相互作用。
1．儒家伦理与契约伦理：返本开新，以"良知的自我坎陷"从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新儒家路向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主流。依照李泽厚先生的界说，伦理当分为社会伦理与宗教伦理。中华文化新的社会伦理乃是儒家伦理与清教伦理综会而成的契约伦理。既往的儒家伦理为交融的伦理，再变为慎独的伦理、顺服的伦理，这与心性修养、气的感通、道德政治相联系。而西学之伦理为交谈的伦理、独白的伦理，此种言说的论定指向社会公义的目标和法权政治。"’交融的伦理’之转而为’交谈的伦 理’，这是一个学习与调适的过程，并不是本质上的转换。"[14] 未来的社会关系当从"血缘性纵贯轴"转向"人际性的互动轴"。此应从顺服伦理上溯到慎独伦理，再达于交融伦理，再转接于交谈伦理。而主体之间的沟通不同于感通，沟通经由言说，感通以非言说的气为主导。由此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
刘军宁提出，"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并在实践层次上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向。"儒教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儒家伦理的三点一线。[15] "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义表现为代议政治、宪政法治、政党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风。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加上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儒家工作伦理，同时政府受儒家富民养民思想的影响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调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义既引入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立自主和竞争精神的强调，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顺、尊老爱幼、重视教育和注重集体利益等价值倾向。" [16]
儒教自由主义的伦理即是新外王的契约伦理。此种契约伦理的建设有两个核心的价值观念：一是主体，主体的自我建立即是道德主体与实践主体的自强自觉自主自由，亦即是自立；二是交往，主体是自由而彼此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恰当关系当是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此可以阐释为孔子的"仁"。 [17]
2．在内圣之域，新儒家需要真正的思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路线已不合于时世，而十力先生以及门人牟宗三唐君毅的心学路线亦只能曲高和寡，儒门淡薄乃为不争之事实。新儒家宜深切体认时世之变局，以日新之气度学习基督教会之践履精神和谨严组织，创造中华文化的新的言说方式和传教路径，以奉献于中华新文化建设之大业。
（二）新内圣之五自精神：自强自觉自主自由会聚为自立精神。中华文化的精神不仅是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8]而是儒家的自强精神和佛法的自觉精神的会聚。儒言自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佛即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西方宪政的精神乃是自主与自由的精神。自主观念来自希腊传统，自主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的生命、自由、幸福奋斗的权利和能力，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育成熟的理性，成就健全、和谐的人格。而自由则要求不受强制的状态。"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20]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乃是根与果的关系。如以严复先生的话来说，则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主政治、宪政制度的实现首先需要一个文化的心灵中真正贯注了自主与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种子首先要撒播在中国大地上，然后得雨露的滋润，自由精神之光的普照，自主与自由之树乃能生生不息，然后方能收获民主宪政之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