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辫子
1916年，距离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的灭亡已经过去了四年。
在这短暂或者漫长的四年里，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却并不太平。但正如本书的前面部分所提到的，无论是刀光剑影之风云再起，或是各路人物的起起落落，统统都可以被看作是那场历史巨变的延续，并且在从不同的方面述说着巨变的得与失。
而在这四年里，王国维始终选择了在一衣带水的岛国里对自己的故国家园隔海相望。
不过，在1916年的2月5日，作为看客的王国维终于下定决心，携长子潜明从日本神户港乘坐轮船筑前丸，奔向阔别四年之久的祖国。一路风雨大作，天气恶劣。9日，筑前丸到达上海，时值阴历正月初七，按照中国传统的风俗，春节还没有过完。
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像早春的天气一样瞬息万变。从1916年的元旦开始，袁世凯改年号“洪宪”，一本正经地做起了自己孜孜以求的皇帝梦。而当王国维入住上海“爱俪名园”以后不久，袁世凯的美梦也走到了尽头。虽然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仍然不能平息全国的愤怒。6月5日，这个已经成为“落水狗”的乱世枭雄在胆战心惊中死去。对此，举国上下大快人心，而王国维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写道：“元凶既毙，虽快人心，然后来之事，仍如长夜。”表达了对此后时局的担忧。
果然，在风平浪静的表象下面暗流涌动。全国各地的遗老，都想趁“元凶既毙”的机会，把已经退位的小皇帝溥仪重新推出来。于是，在1917年，国人又惊讶地看见了第二次“称帝”的闹剧。这年的7月1日，张勋带领自己的辫子军进入京城，民国6年摇身一变成为“宣统九年”。不过，这一次的复辟更加短命，7月12日，张勋兵败，逃入荷兰使馆，所谓的复辟仅仅只维持了12天就宣告结束。
关于这次昙花一现的复辟，远在上海的王国维并没有参与。由于复辟的参与者行动诡秘，王国维甚至连自己的好朋友沈曾植秘密地潜往北京，接受“学部尚书”的守职一事，事先也一无所知。7月7日，当他偶然从报纸上读到段琪瑞组织讨逆军，攻打北京的消息后，才惊呼“今日情势大变”，并写信给罗振玉，担心沈曾植等“北行诸老，恐只有一死谢国”。
当然，情况并没有按照他设想的发展，无论是复辟的策划者，还是沈曾植等接受官职的参与者，并没有人去实践“一死谢国恩”的气节，反而“大难临头各自飞”，早已经作“鸟兽散”了。不过，事情过后，王国维仍然对敢于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张勋表示了最大的赞叹，称他为“真男子”，认为清朝“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
然而，“处今之世，烦恼由外，慰籍不能不求于心”。复辟的闹剧虽然已经结束，作为局外人的王国维却不能就此心安理得，继续进行他悠闲的治学生涯。这场“由外”生来的闹剧给王国维不经意间带来了新的“烦恼”，那就是关于他脑袋后面一直拖的那条长辫子。
王国维东渡日本后，随着在学术上转向国学，政治上也趋于保守。作为忠于清朝的一个标志，就是他脑袋后面拖的那条长辫子。在辛亥革命的前后，剪掉辫子已经成为判别新与旧，拥护革命与保守顽固的一个基本标准。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明令各地军民人等，一律在规定的期限内剪掉辫子。甚至连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在获悉任总统的消息后兴奋地剪掉了辫子。但是，在民国初期，留恋辫子而我行我素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一个是拖着那条长辫仍然作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辜鸿铭，另外一个就是在1916年春节期间回国，先在上海“爱俪名园”治学，后来北上，和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一起，做了清华园四大导师的王国维。
1917年，辫帅张勋复辟的闹剧结束后，辫子成了国人眼里拥护复辟的标志，脑后留辫子者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形势动荡，就连远居上海的王国维也不禁暗自担心，决定以后要深居简出，以免遭到意外的侮辱。
之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继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形势的日新月异让远在东方闭门不出的王国维也感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爱国学生围攻并火烧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更是让王国维有了触目惊心的感觉，担心出现激烈的社会运动。
在这样的担心下，王国维度日如年。直到溥仪1923年4月下“诏旨”，招王国维进京充任南书房行走，赏 “紫禁城骑马”，王国维的生活才被涂上一些明亮的颜色。不过，时代变迁，就连紫禁城中的“皇帝”、“皇后”都开始学习骑自行车，“皇帝”本人则在挂怀表，装电话之外，坐上了汽车。在“紫禁城骑马”早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耀，变成一个无人关注的虚名。不久，冯玉祥就派兵将溥仪赶出故宫。
据说，在冯玉祥逼迫溥仪出宫的时候，王国维曾经抱着“君辱臣死”的念头，与罗振玉等人相约在神武门前投河，结果被自家人阻拦未成。罗振玉当时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之一，当他看到象征王权的玉玺被封查时，也曾经想投河自杀，然而当他要打算这么做时，又感到自己“不可徒死”，最终只是生了一场病。不过，王国维的情绪却从此一落千丈，叹息“艰难困苦，仅而不死”。
离开故宫后的王国维搬进了清华园。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后几年的安静时光。但是，好景不长，1926年9月，长子潜明英年早逝，年仅27岁。随后，因为料理后事中的意见分歧，王国维和儿女亲家罗振玉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由于双方各执己见，最终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的破裂。后来，也有人认为王国维的自杀，和这场绝交风波有很大的关系。甚至连罗振玉也对此追悔不已。晚年，追忆往事，他曾经痛悔地对自己的后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1926年12月3日，王国维在郁闷和痛苦中迎来了他的五十大寿。其时，正值中国社会的又一次大动荡时期。早在这年7月，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而在1927年，蒋介石又悍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如此混乱局面，吴宓绝望地在日记里写下：“世局时变，江河日下。”和王国维同列清华园四大导师的梁启超也悲叹：“国事局面大变，将来未知所属。”
如果说这些所引起的震撼还不够强烈。那么，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绞死李大钊，则重重地震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知识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以政治的原因处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这让京城的学人们感到，危险就在眼前。
大乱将至。清华园决定，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提前放假。而梁启超等名教授们也为了避祸，筹划四处逃亡。已经和王国维绝交的罗振玉也闻风躲进了外国使馆。在溥仪被逼出宫时经历屈辱的王国维，此时也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决断。而他脑袋后面拖的那条长辫子，以及曾经充任南书房行走的特殊身份，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随时可能遭遇的羞辱与危险。据说，当时王国维在北京大学的老朋友马衡，曾经专程赶到清华园，劝王国维赶快把那条惹事的长辫子剪了。但是，王国维的回答却是：“诸君皆速余剪其辫，实则此辫只有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之者。”
宁可“留辫取祸”，也不肯自己剪掉辫子消灾。是什么原因让王国维如此固执，居然肯置个人身家的安危于不顾呢？
从表面看，王国维似乎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清朝遗老的愚忠，实际上，他在维护的却是他作为一个独立学者的尊严、一个真正士人的气节。这一点，就连当时计划要逃亡日本避祸的梁启超也看的一清二楚。他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说：
“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以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先生的遗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时光仿佛又回到了1912年。这一年，东渡日本的王国维放弃了西学，转而研究国学，希望“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期待以此能够维持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然而，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却陷入了一种不断迷失和混乱的状态。旧的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又建立不起来，局势异常险恶，道德普遍沦丧。
对于王国维而言，此后15年的“艰难困苦，仅而不死”，以及眼前的黑云压城，风云巨变，让他逐渐失去了最后的信心。而他所能够维持的，也仅仅只剩下了脑后那条辫子而已。
“士可杀不可辱也。”对于王国维来说，辫子意味着忠贞。在这一点上，他的自沉，和当年梁济的“殉清”，其实都有耐人寻味的精神与文化含义。
结语
1919年，被看作五四运动“直接挑动者”的梁启超在巴黎和会结束后，并没有回国扩大自己在思想界的影响，却选择继续留在欧洲漫游。而在启程出国的前夕，他和张謇等人彻夜长谈，并“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随后，在巴黎近郊的别墅里，梁启超又抒写了他对推崇科学的西方文化的失望。他将其形容为在沙漠迷路者发现的一个“大黑影”，让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拼命追赶，以为可以找到理想的黄金世界，但是“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梁启超的感叹，表达了他对西学救国的失望，也预示着他对东方文化的回归。在这一点上，他与他未来的清华园同事王国维并无二致。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王国维的自沉，只不过是他自愿选择的结果。从知识分子群体来看，王国维短暂而丰富、坎坷却多变的一生，却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一个代表。他们早期从振兴国家的理想出发，因为对传统的失望，转向对西学的信奉；后期又从同样的目的出发，因为看到西学的问题，开始了对传统的回归。但是，如果从文化发展来看，王国维的个案，无疑被赋予了更为复杂和深远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在近代中国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特定时期，面对东西不同文化的冲撞，背负文化承载使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上的矛盾、困惑、思考和选择。让他们感到无奈和沮丧的是，面对中国在1912年以后的动荡与复杂，无论外来的西方文化，还是本土的传统文化，似乎都同时失去了效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沉，成为一个文化悲剧。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漂泊日本。在此后5年的异乡生活中，他并没有片刻停止对祖国命运的思考，或许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缘故，王国维没有选择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实践，而是选择了文化这一方面作为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稳定和强大的国家，不仅要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后盾，更要有一个同样成熟、稳定和强大的文化作支撑。尽管被他赋予厚望的国学，和曾经被梁启超赋予厚望的西学一样，也许只是一个“影子”。
在这个层面上，王国维和本书所选择的其他人物相区别。但也因此，我们获得了观察辛亥革命时期的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不仅可以更全面地思考袁世凯、溥仪、章太炎、张謇和秋瑾，也可以更好地看到，在这样一个空前巨大的社会转型期里，中国的问题所在。
回头看来，1912年的巨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点，它至少是两个历史力量合力的必然结果。在外部，来自西方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输入，从不同方面促进了中国稳定的解体；在内部，清廷的固步自封和严峻的社会危机，导致了排满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兴起。
但是，这个转折同时是匆忙和不成熟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在政治准备上的不充分，更体现在国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矛盾和含混。而在这前后，无论是章太炎的“排满”与“光复”思想，张謇的实业救国和宪政思想，秋瑾的铁血主义和游侠心态，还是王国维的于乱世延续传统文化命脉的抱负，都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预示着，这个转折并非像之前革命者想象得那么彻底，而转折之后的道路也并非如他们曾经想象得那么美妙。因此，此后无论是袁世凯的逆潮流而动，还是在逊帝溥仪心目中日益滋生的复辟理想，都不能看作偶然的个人现象，而应该被视为复杂的群体力量推动的产物。这也说明了，推翻一个旧有的社会体制固然不易，建设一个新的成熟社会却更加艰难和漫长。这种艰难不仅体现在，如何完成新旧政治体制的转换，更体现在，如何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创新与继承。
而我们在本书中的考察就此结束。简言之，1912年的巨变，是此前很多历史因素的结果，随着民国的建立，一些因素消失了，另外一些因素却仍然存在着，并且将影响此后的中国很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