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曾有学者将世界宗教分为西亚、印度、中国三大河系，我们讲到宗教时往往不自觉地将基督教、伊斯兰教一类的西亚宗教作为宗教之标本，以为若与之有异就有些不大地道 。其实要归纳东西方一切信仰系统才能对“宗教”有个清晰的概念。古人以儒释道为三教，这“教”与今日之“宗教”同义。道教可说是世上最自私的宗教。基督徒会为耶稣去死 ，穆斯林会为安拉去死，没听说道教徒会为太上老君（老子）、南华真人（庄子）卖命——盖因其教祖只教人如何明哲保身，如何逍遥快意。道家有炼丹御如之术，旨在此生此世长生不老 。佛家在印度重苦修，希冀来世灵魂解脱——流行中土后变为追求当下解脱（觉悟）的禅宗，就受了道家的影响。
在同时代的中国学人中，章太炎的视野最为辽阔，对社会学以及近代西方哲学皆曾注目。像《俱分进化论》一类的文章就受了欧洲古典社会学的影响。《建立宗教论》弘扬唯识宗的印度现象学 ，差不多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运动同步——熊十力新唯识论就是其工作的延续。章的学问源于无著的《摄大乘论》，熊的学问源于世亲系统的《成唯识论》。就经学而言，章是古文经学 ，赞赏荀子；熊是今文经学，倾心孟子。政治态度亦与之相应: 前者是保守派，认同北洋；后者是革命派，认同广东。北伐成功后章氏即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 ，他的语言学我一点不懂，听行内的朋友说成就在赵元任之上——民国时尚有黄季刚可传其学，现在也成广陵散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科学界只有熊十力的学问是世界性的 ，章太炎勉强也算得上，其余都是区域性的。
现在学界争说陈寅恪，其人领域只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一段，如何能成大家——此正俗语所谓“矮子看场，人云亦云”。
《神州》的说法只是沿袭了传教士的旧说。利马窦神父来华时身著儒服、口诵五经，时人以西儒目之。他引原儒为同调，抨击佛教以及受到佛教影响的宋明理学。像徐光启一流的士大夫所以皈依基督教 ，就因其形态与《诗经》、《尚书》所载之上古天帝崇拜差相仿佛——觉得信主才有可能回复纯朴的尧舜之世。信奉一神教的周人由西北入据关中，传教士还考证说这支民族就是旧约所载失踪的部落 。犹太裔的汉学家像列文森等人关注儒学，亦因中国上古的一神教和犹太教非常相近。《神州》作者的心态则与徐光启一般无二，只是将作为民主楷模的美国当作现实中的尧舜之世 。日耳曼蛮族颠覆罗马帝国，如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罗马像发育成熟的大人，日耳曼则是天真的儿童。前者有如老成之典型——欧陆的蛮族在发育的过程中模仿大人动作 ，很快变成像罗马帝国一样的君主国。唯独在文明边沿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没有典型可依，遂顺天性自由发展，身躯长大而童心未泯，仍然保有很多部落的传统——北美比英伦更为明显 。美国总统选举俨然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所描写的部落酋长选举之再现。联邦即部落联盟组织，汽车则取代了牧人之马匹。迪斯尼乃儿童乐园，成人游玩其间也觉其乐陶陶 ，可见文化之原始。他们的宗教还是华人在童年时代所信之一神教。
现在教堂逐渐冷落，社会风气也在走下坡，恐怕将来也会由尧舜时代步入夏商周。最近发生的企业执行长丑闻便是预兆——公众期之以尧舜，而其道德水准只及夏启，这在不久以前还是无法想象的 。华人家族式企业传子不传贤，对外人存有戒心，反而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北宋在应当扶辽抗金之时联金灭辽，而南宋则在应当扶金抗蒙之时联蒙灭金，最终国亡鼎迁，欲吸取教训亦不可得。政治家忧虏当下困境，每将敌人之敌人视为天然盟友 。其实宿敌并不可怕，容易找到应对之方；而陌生的新兴势力一旦变成劲敌，往往让人手足无措。美国在十几年前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当其培训圣战者对付苏俄之时，恐怕想不到会养虎为患.酿成今日之祸 。为政譬如下棋，不能只看一两步。
《诗品》受到印度现象学影响，以二十四种意趣情态传达诗歌的意境与风格——其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有非现代文艺理论所及者。如“清奇”一品：“娟娟群松，下有漪流 。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尸寻幽。载行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诗歌之韵味极难辨识，刻意描摹反着语言文字之障 。你看他只以画意比拟诗心，使人于连翩遐想中豁然领悟“清奇”之境——真个是禅宗祖师的手段。而今现象学研究不过按部就班的工匠活，殊无《诗品》灵气。
欧洲犹太人曾深受主流社会排挤迫害，马克思的叛逆性格与之不无关系，而其创立的被压迫者的宗教最终在世界范围颠覆了基督教民族的殖民帝国。欧洲因《新约》排犹 ，美国则因《旧约》扶助以色列——后者尚有十字军情节。然而世易时移，此时之中东早已是安拉地盘，非复所罗门时代光景。齿亡以其刚，而舌存以其柔。手中有牌，妥协会被看作善意 ；待到无牌，退让就是向人示弱。苏联解体的时候当是以色列寻求和解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犹太人做起生意异常精明，但政治牵动宗教民族感情，使人无法精确计算利害关系 。道若委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才能真正保护以色列——像美国那样做法爱之适足以害之。犹太人不论流落何处，境遇如何艰难，都不忘经典之讲习——默默以民族文化滋润自家生命 。文明能量高度密集，不像希腊化文化因广泛传播而稀释，是故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华人则不然，只知炫耀国粹以满足虚荣，自己一无所得。暗然日彰，的然日亡 ，此之谓也。
每当中国历史遇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文化生命谨慎起见总是先造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试样，然后再依样制作其正本。秦是汉的试样，隋是唐的试样，中华民国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试样 。前者皆是二世而亡，后者则有几百年的国祚。一如汉唐明清的缔造者，共产党人在夺取天下前有过统治根据地的经验，所以才站得住脚。他们在建政之后将管理农村的经验推广到都市 ，结果城里人也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了夜生活。中共花了二十年时间由军事斗争的生手变为熟手，又花了二十年时间由经济管理的生手变为熟手 。八十年代时经济还剧烈波动，现在已经基本平稳了。台湾则相反，政党轮替后老把式换成新把式，车子马上颠簸摇晃起来。经济管理之道无他，唯手熟尔。台湾因古典文化之保存拜占庭化 ，最后索非亚教堂也成了清真寺；大陆则象西欧一样，在经历黑暗时代之后爆发了蓬勃的生命力。黑暗时代是一个文化养精蓄锐的休眠期 ，这三十年和欧洲中世纪相比只是片刻打盹而已。
印度文化在极盛时代曾奄有半个世界，两位大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一位是穆圣，另一位是朱子。前者使中亚和南洋群岛改宗星月，后者则使东亚获得了精神的独立 。最后连印度本部也一分为二。当印巴分治成定局时，圣雄甘地感到无比的悲哀——他所热爱的印度再也不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在个人的生命中，儒家占了六分比重，佛法则有四分 ，因而对印度永远有种精神的依恋。特定宗教在一个文化里是保守的象征，而在另一文化则可能是叛逆的标帜。基督教乃西洋名教，士人之心怀不满者便学禅宗.效嬉皮 ，放浪形骸有如魏晋名士。在美国时，我和虔诚的基督徒比较投缘，而与白人佛教徒反多隔膜——双方信仰虽同，性格则异。
儒墨乃战国之世的显学，其教团有类英国两党制中的保守党与工党。项藉亲儒，故以鲁公为爵号；刘邦亲墨，曾依墨者之法约法三章。两大流派皆源于山东的文化传统。山东人与秦人大不相同 。秦人乃一发育未久之年轻民族，遵纪守法，思维机械而少变通——象山涧砾石棱角分明。山东人则是文化悠久的老年民族，腐败散漫，脑筋灵活而多权谋——如河口卵石浑圆光滑 。秦始皇和汉高祖分别是两种人类的代表人物。秦简常见津法文件，山东简帛则每有哲理篇章。《史记.陈涉世家》就讲严苛的秦法如何在山东激起民变。商鞅尚法，申不害重术 ，可谓因地制宜。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是注重栓选超过了法制，盖因治理老年民族需要随机应变的措施而非一定之规。西人与华人之差别有类当日之秦人与山东人，盲目引进西洋法津必然造成适应不良的问题 。法津应与治民之性情相吻，譬如量体裁衣。将本朝之法与《大清津》以及《六法全书》相比照，斟酌损益、取长补短，一以实际效用为依归， 如此才有一代良法。欧化的知识分子视西人如帝天 ，稍有所得便慨然以启蒙为己任——既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也污辱了他人的人格。首先要向自己启蒙，培养一种对历史背景和实际状况的直感。西文为字母文字，观念每从抽象理论演绎 ；中文为象形文字，思维向由生活实际出发。
近代史上孙毛二公皆由整党开创新局，堪称大师。党必以坚定信念为脊梁，否则只是在政府机构上面床上叠床。对老年民族来说，理智温和的信仰才能生根，过于激烈则如飘风暴雨难以持久 。可将《四书》、《老三篇》、《曾文正公全书》作为经典讲习，交流为官做人之道，展开批评自我批评，提撕一个“诚”字。党员每周自由参加礼拜，经典革命歌曲当圣歌来唱 ，培养一种大家庭的精神氛围。就连“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也能起到起信的作用。意大利人腐败不亚华人，但天主教会始终屹立不摇，盖因其形成可大可久之文化传统，富有内在的吸引力 。政府官员可选拔精明干练之管理人才，党务首脑则必具精神领袖气质——善于鼓舞人心，使之持续亢奋。若无信心就不会有稳定的经济增长。政府站在资方一边，党就应当站在劳方一边——两套系统和而不同，在最上面合二为一，浑然一个太极。人大 、政协乃党组织联系社会之触须，并非平行机构，首脑最好由党委副书记兼任以别尊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乡镇选举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第二高票可委任监督官，以为国家耳目。乡镇长如有不轨即时以之替换——如此则当选人必须同时兼顾民意与上意 ，如有芒刺在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