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运用典故 词中用典既是一种代替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词中用典始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在苏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实性。词中两处用典，上阕用孙郎射虎之典，以孙郎自喻，不仅显示出自己的胆略和勇气，而且表达了为国立功的雄心。下阕用持节云中之典，以魏尚自比，希望被朝廷起用，实现自己许身报国的愿望。这两处用典表达了词人深厚的爱国热忱。这样一来，以典入词，以典中之事融为己事，以典中之情化为己情，不但扩大了内容，增加了词的容量，使词能总揽古今之事，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风格的突破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词的"风味"提出来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人"，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一）追求豪放风格 虽然苏词仅存362首，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例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是苏词中第一首豪放词。词的上阕写出猎，场面热烈，气概豪迈。词的下阕写请战，壮志豪情，慷慨豪雄。一方面表现了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流露出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慨。这样的壮志豪情一洗绮香罗泽之态，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儿女情词的局限，使词从花间月下、浅斟低唱之中，走向广阔的生活天地。苏轼的奔放之情怀、雄伟之志向都能在词中一一得以表现，与他宽阔的心胸、坦荡的襟怀相映衬。苏轼的豪放词中出现的景物都显得气象宏大，气魄非凡。由于他独特的审美趣好，所取之景多为清新明丽者，于是，清雄旷达便成为苏轼豪放词的典型特征。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铸成了一种豪放不羁与抑郁顿挫相结合的创作风格，在偎红依翠之风盛行的北宋词坛可谓别具一格，自成一体。正是这一风格，至南宋为辛弃疾发扬光大，构成辛弃疾豪放词的基调，对南宋的爱国词有直接的影响。宋胡寅在《酒边集序》中称道苏词："一洗绮香罗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揭示出苏轼对这类词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美学风范。（3 ）
（二）扩大婉约意境 除了豪放风格的词作，苏轼在婉约词的创作上，也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就反映了东坡词的另一种风格，情调幽怨、缠绵。如果咏物词仅仅停留在咏物上，那么无论写得怎样曲尽妙处，终归意义不大，境界不高。但是，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的情思，不停留在物本身上，这样咏物就有涵义。苏轼着墨写扬花的神态运用象征、比喻等手法，借写扬花描绘出一副闺中少妇怨春、思春、柔肠愁断的图画，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甚至我们也可以认为：此词是以扬花比拟人的飘零沦落，隐约地寄托了词人个人身世的感慨。周济所说的北宋词"无寄托"不可一概而论，像苏轼这样的咏物词就是另有所寄托的，王国维对此词推崇备至，他说："咏物之词，自东坡《水龙吟》为最工。"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不离不即"指的就是咏物词的写法，即：不要停留在物上，要有所拓展，但也要切合咏物。（4）这就在创作方法上为后人的咏物词创作开拓了道路。
四、人生的超越 苏轼对词的内容、形式、风格都进行了革新，做出了重大贡献，除此之外，苏词中体现出的人生态度也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苏轼的大半生都沉浮于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饱经忧患，奔走流离。但是，文章上的充分自信、儒家的进取精神、老庄的冷静旷达的处事态度，使他能以豪放、豁达的心态对待政治上所遭遇的挫折。逆境中的诗篇较多地反映的是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因而，其逆境创作成为其创作高峰。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就是苏轼在逆境中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气势雄放，体现了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例如：《初到黄州》中的："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食荔枝二首》之二中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甚至被贬至素有"蛮夷之地"之称的海南时，也毫不消极退缩，依然发出了超然淡泊的强音："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体现了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的一生始终对沉浮荣辱保持冷静旷达的态度，我们在他去世前的《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依然能够读出他的自信与旷达："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这种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更能焕发艺术的魅力，也就更具有文学以及历史文化考索的意义。 不仅诗作如此，词也是超越人生的一大写照。苏轼的《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就论及人生的寄托与价值，提倡通过对象与文学创作来实现人生的超越，认为惟有创作出不朽的诗文，人生才更有意义。（5）这无疑激励着后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例如：途中遇雨，实极平常，更属小事，但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中，苏轼借小喻大："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他说的风雨，不是一般的风雨，而是人生旅途上的风雨。表明了他坦荡坚韧的生活态度，也正是这种人生态度使他永远笑傲于沉浮颠沛之中，历九死而不悔，（6）不仅清新明快，超然淡泊，而且言简意赅，深寓哲理。千载之下，读来如见其人，陡然弥生景仰。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这种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松等人，而其旷达的人生态度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总之，苏轼注重词的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突破了音乐对词的制约和束缚，使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是骚人志士的"诗化"词、"豪气 "词。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指出的一条新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当然，苏轼对词的贡献远远不止上述的几个方面，对苏轼及其创作还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研究和挖掘。(作者：孟祥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