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综上所述，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同样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均截然异趣，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对传统儒学的评价大不相同，其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缘于此，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加以了严厉的抨击。
今天看来，由于缺乏批判的锋芒，更难脱恋古的情结，现代新儒家的局限是十分明显的。而“整理国故运动”则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号召以“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无疑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不过，由于在研究方法上过分注重考据，“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考订与整理为主，基本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从而欠缺在宏观上整体驾驭的能力，更无法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它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目的。冯友兰在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时就曾指出：“他的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长处是，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比较详细；短处是，对于文字所表示的义理的了解、体会比较肤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34](P212)。由此看来，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和对“宋学”的提倡，则恰恰起到了某种补弊纠偏的作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作者：卢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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