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常”传女不传男，这是常家女人当年做葡萄的情形。
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
可以以假乱真的“葡萄常”作品。
大冬天见到水灵灵的葡萄，于今已不觉新鲜，日益发达的生物技术早已让葡萄四季常在。但是在百年前的清朝，能看到非应季的水果那绝对是一种奢求。可以想象，1894年大雪覆盖的彻骨严冬，在慈禧六十大寿的寿宴上，看到桌上摆着一盘鲜嫩欲滴的葡萄，慈禧该是多么凤颜大展。当太监告诉她，这葡萄不能吃，是玻璃做的，老佛爷不仅没有怪罪进贡“假葡萄”的官员，还赏赐有这一技艺的蒙古人“天义常”的牌匾。为了感恩老佛爷恩典，这位蒙古人改姓常，就叫“常在”，后来此项技艺代代流传，常家做的葡萄因此也被称为“葡萄常”，从此在老北京城“葡萄常”的盛名一直流传。
迟到的传承人
葡萄常从创始人常在算起，一直传承了5代。前四代均是口传心授，一直从事料器葡萄制作。然而到了第五代，虽然常家人丁兴旺，却无人继承。常家祖传的手艺从第三代传人常玉龄1986年去世后就断了档，沉寂了10多年，几乎失传。
2003年，北京一家媒体发表了题为《“葡萄常”难寻，绒鸟不再》的文章，感叹“一门曾经盛极一时的民间艺术就此失传”。常家第五代后人常弘，这时已经年逾不惑，因为企业改制而内退在家，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料理家务。妹妹常燕已经是一名中学教师。姐妹俩看到这篇报道后深受触动，常弘说：“常家还有后人，‘葡萄常’不能就此失传。”
虽然常弘年幼时姑奶奶常玉龄一心想让她继承家传，但是那时常弘对此并没有上心。据常弘回忆，和其他的家族手工技艺不同，葡萄常制作葡萄的每一步工艺并非都由女传人们亲历亲为，严格保密的只是几道工艺，即“上色”“上霜”“攒珠”。这几步别说是学徒，就是自家的男人和媳妇都要避开。为了培养常弘的兴趣，常玉龄经常在常弘面前演示。她说：“当时虽然学习的兴趣不大，但是有时看到姑姑的一招一式，我也会做一些尝试。”长年的耳濡目染使她对恢复家门手艺充满了信心，但真正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制作葡萄的第一步工序“吹珠”就让常弘姐妹犯了难。有句老话讲“葡萄像不像，还得看吹匠”。常弘清楚地记得，“吹匠指的就是用玻璃料吹葡萄珠的李师傅。”当年，李家吹珠，常家上色，两家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作坊。可是，当年会做的人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年纪太大无法做活儿。最后打听到在河北定兴有个人会吹玻璃，以此为基础，加上常弘的记忆，“葡萄”的型终于吹了出来。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常弘姐妹做的葡萄终于亮相。2004年秋，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的新中国成立55周年民间艺术展上展出了常弘、常燕做的葡萄。失而复得的手艺能否代表“葡萄常”的传承？常弘说：“那时，我们心里挺没底的。”所以，他们专程把做出来的葡萄送去给李淑惠老人看，她是“葡萄常”传人在世时唯一的外姓徒弟，老人大为震惊：“这俩丫头怎么琢磨出来的，从外形到颜色都那么像老东西！”常弘说：“她不敢相信那架一米见方的盆景葡萄是从没摸过‘葡萄’的我们做出来的。其实我自己有时都难以相信，毕竟，我是年过40才学做葡萄的。”
常家的女人们
葡萄常的诞生、发展、衰落、复兴的历史上，每一篇都写满了女性的艰辛付出。常弘谈起了自己当年没有继承这门手艺的情形，“2003年前，我从没想过要像老姑奶奶们一样，把双手交给葡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满18岁，家里的老人们便想让我跟姑奶奶常玉龄学做葡萄。我不愿意，爸妈宠我，便让我接他们的班进了绢花厂。做葡萄，那真是一个噩梦。记忆里，因为长期用力攒活、上色，被玻璃碴扎、被蜡汁烫，老姑奶奶们的手似乎从来没有‘干净’过，而且变形粗糙，伤痕累累。有一次，姑奶奶带我去买花布，手还没摸到布就被售货员制止了，怕她的手把布弄脏。那时我还小，在一边臊得不行，发誓不像家里的女人们一样终日做葡萄。”
常家的独门手艺全靠几代女人的维持。常桂禄是常在的二女儿，自父兄离世、大姐出家后就支撑起整个家庭。常在是“葡萄常”的创始人，自从慈禧赐牌匾“天义常”后就开号做买卖，生意越来越红火。到第二代扎伦布和伊罕布做的葡萄参加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一等奖，常家达到鼎盛时期，葡萄销往世界20多个国家。常家的宅子就是那时置下的，人丁也兴旺起来。“葡萄常”的第二代传人扎伦布有4个男孩，在老观念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苦又累做葡萄的活计，家里是绝对不让他们做的。家传的绝技又不能让外姓人学走，家里的女孩们便成了做葡萄的主力，常在的3个女儿和两个孙女，都是自幼学做葡萄。因为过分溺爱，男孩们染上旗人子弟的不良习气，欠下一大堆债，不时偷女人们做的葡萄去卖。于是家里人做出了不同于一般工艺世家的规矩：“传女不传男。”常在的3个女儿和两个孙女为此立誓终身不嫁，世人称她们“葡萄常五处女”。第三代4个男丁早逝，姑侄5人领着他们留下的3个儿子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扶持手工艺生产，“葡萄常”获得新生，曾有过一张订单达5万枝葡萄的辉煌。1956年，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邓拓亲自采访了“葡萄常”，还题写了“葡萄常”三个大字。然而“文革”开始，“天义常”匾被砸，巴拿马博览会奖状被撕，邓拓的题字被烧毁，所有葡萄样品和宝贵资料全部化为灰烬，葡萄常从人们眼里逐渐隐遁。
“文革”结束，有关部门欲恢复“葡萄常”时，常家传人只有常玉龄一人了。1983年，年过七旬的常玉龄在安定门街道联社，办起了葡萄常工艺厂，亲自带徒弟，葡萄常的葡萄一度又引来众多商家的订单。然而仅仅几年过后，1986年，常玉龄去世，工艺厂解散，“葡萄常”再度绝迹。
失而复得，前景难料
此次“葡萄常”的复出，引来很多人的关注。面对大好局面，不少朋友劝常家姐妹把握时机，尽快开拓市场。但是，常弘并没有急于将祖辈手艺开发。“手工艺品要生存，要么通过充分发掘其经济价值、寻求产业化来达到拯救的目的并获取利润，要么提高技术、文化含量走奢侈品路线。我选择了后者，将葡萄常定位为收藏品而不是普通装饰品，定价也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我们还不大可能靠做葡萄来获取财富。”而且，她对葡萄常的失而复得心存感激，她说：“传统手工艺要生存发展，必须注入时代元素，顺应时代的发展。像琉璃工房那样走时尚现代路线也可能成功，我不敢贸然走这一步。‘葡萄常’刚恢复不久，如果过早开发，弄不好就毁了。”（记者：杜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