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际间性的问题，大家讨论得比较多，不必详述，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有人认为，“恕道”和“忠道”是不同的，“恕道”可行而“忠道”不可行。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即否定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就是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于人，这是人心之所同，任何人都能够接受，同时体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因此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原则即肯定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就是把自己所愿意的强加于人，这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一则因为人人各有自己的不同选择，未必按我的愿望去做；二则各人的道德水准也不同，未必都接受。
其实按照孔子的学说，“忠”与“恕”只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都是以仁心对待他人，都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否定的方法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固然表现了对他人的同情和尊重，肯定的方法则是以仁心对待他人，一定要他人如何如何去做。这是一种“感同身受”式的同情与关心，不是命令人如何如何。这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学说颇有些相似，但并不是一回事。“自由”更多的是法治的概念，消极自由意味着少管或不管，积极自由意味着给予自由权利。但“忠恕”之道是道德伦理概念，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尊重和关怀他人，即把别人当自己一样看待，并不要求对方做什么。至于别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则是各人自己的事情。
按照宋代朱熹的解释，“尽己谓忠，推己谓恕”（《朱子语类》卷27）。“尽己”是从自家心上发出而及于别人，“推己”是以己之心推人之心而及于别人，实际上“只是一个物事”（同上0。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根本与枝叶，即一本与万殊的不同。“忠”只是一个心，是根本；“恕”则是忠心之发用，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表现。一本在万殊之中，“忠”在“恕”通过“恕”而实现出来。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行不可行的问题了，因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只是一个出发点，一种自心状态，只能通过“推己及人”的“恕道”而实现出来。
实行“忠恕”之道，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人人有同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能够“尽己”以及人，“推己”以及人。这所谓“同心”，就是人人所具有的仁心，不是个人的一己之心。如果就一己之心而言，则“人心如面”，千差万别，无所谓“忠恕”不“忠恕”。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总有些什么共同的东西。人人都有“思”的认识能力，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一切。孔子认为，人所以为人，在于人有仁心，“恕道”不过是实现仁心的方法，即互相尊重的交往过程。全球伦理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黄金规则，作为“最底限度”的伦理规则，是人人都能遵守的。这被认为是从不同的宗教伦理中所能找到的“共同点”。但是，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则涉及道人类是否有共同情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设一个“底线”而已。孔子所提倡的仁学，正是从人类有共同情感即“移情”这一前提出发的，他深信，人是有尊严的，人的尊严是建立在道德人格之上的，而道德人格是建立在仁这种德性之上的，仁这种德性则是由情感决定的。情感是内在的，又是由自然界的生命创造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