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孝”观念之起源
笔者认为,“孝”观念“起源”于殷商时期,而“形成”于周代。其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殷商时期的“孝”强调的是“事鬼神”而非“事人”,其观念尚未形成,其成为“孝”观念之“事人之死”方面的起源。二是殷商时期的“孝”活动虽已出现,但这种活动是自发而非自觉的,亦未上升到观念之层面,其成为“孝”观念之“事人之生”方面的起源。而周代的“孝”不仅回到了“事人”本身,而且成为自觉的活动,标示着“孝”观念的形成。
1.“孝”观念的起源与人们对待鬼神的态度有着直接关联,它是随着人们对于鬼神态度的变化而产生的。而“事鬼神”与“事人”二者在“孝”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具有一种不可分割的交叉性,因此,我们不能够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截然二分态度来看待“孝”观念的起源与形成。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夏商周三代人们对于鬼神的态度作一下分析。《礼记•表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
由此可见,夏商周各代最明显的特点即是“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夏道尊命”,我们可将其诠释为因夏王朝尚处于从蒙昧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夏人对于鬼神之概念亦未有清晰明确之分辨,所以对于宇宙自然中之冥冥主宰之“命”茫然尊信,完全崇拜。虽然“命”这一概念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提升为最高的形上概念,但在夏朝时,“命”仍是作为原始的宗教性概念,并显示出夏人之原始宗教性的茫然崇拜之情。当然,殷商以前,因无文字出现,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其真实的社会生活面貌,所以暂将殷商以前之时期“悬置”,待以后有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再论,本文暂且存而不论。
殷商时期人们对于鬼神的态度是最为“尊从”与“敬事”的,以至“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墟到目前为止所发掘到的16万多片甲骨中,其大多记载的是当时人们的占卜、祭祀之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殷人对于鬼神的崇敬之情。此外,殷商时期人们对于鬼神的敬事,还表现在厚葬方面。厚葬在商以后是“孝”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此时的厚葬是否能够表明殷商已有“孝”观念的出现呢?笔者认为:首先,由于古人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神,而鬼神又能够祸福现世,因此人的死亡特征便从经验事实性上升为宗教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成为原始宗教崇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因为生者与死者有着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本身在当时又具有一种神秘性,所以这种原始的宗教崇拜中内在地包含着祖先崇拜。二者结合在一起,即可见出殷人的厚葬并非是一种对于死去之人的敬事,而是对于鬼神的敬事。或者说,殷人并不是将死者作为“人”来对待,而是作为“鬼神”来崇敬。因此,“孝”观念在此时并未形成。
到了周代,周人以礼制作为最高也是最为根本的行为规范,此即“周人尊礼”。周人“尊礼”,而非夏人“尊命”、殷人“尊神”,表明周人已经有了明确的鬼神观念,能够将“事人”与“事鬼神”分开,更加强调礼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说更加注重“事人”方面,而对于鬼神虽仍“敬事”,但已“远之”,这与夏人未有明晰分辨之鬼神概念的“事鬼敬神而远之”有着本质的不同。“周人尊礼”,尤重丧礼,他们此时已经不是把死者作为鬼神来看待,虽然仍有鬼神的因素贯穿其中,但总的来说是回到了对死者本人敬事追思。可见,“孝”观念在周代已经形成,它来源于殷人狭义的事鬼神,并逐渐发展成为周人“孝”观念中“事人之死”的方面。
2.从社会生活方面来看,殷商时期已经出现“孝”字。如果“孝”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确为会意字的话,那么它必定源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中某种行为的反映,而这种行为就是“孝的行为”,这种行为即体现出“孝”字的本义。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了“孝的行为”,这种行为主要表现在“事生”方面。但这种“事生”是本着血缘关系而自发产生的活动,它并不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毕竟殷商社会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事鬼神”,而非“事人”。这种原初的“孝的行为”是伴随着宗法社会而出现的,它并不能够说明“孝”观念此时已经形成,因为“孝”观念的形成必定要上升到理念层面,并明确以“事人”为主,但它却是“孝”观念之形成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就此而言,殷商时期的“孝的行为”也是“孝”观念的一个起源,并逐渐发展成为周人“孝”观念中“事人之生”的方面。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孝”观念起源于殷商时期,形成于周代。“孝”观念最早起源于广义的“事鬼神”,它的发展经历了从广义的“事鬼神”到“事人”的过程。殷人狭义的“事鬼神”是“孝”观念之“事人之死”的起源;殷人“孝的行为”是“孝”观念之“事人之生”的起源。 (作者：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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