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义和团运动的展开，挽救了中国被瓜分的危机。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迅速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行将掀起，在革命和改良、“排满”和“立宪”的斗争中，鼓吹革命的理论家，却又利用清初顾炎武揭橥的古文经学阐释铺衍，例如章太炎。
章太炎是俞樾的学生，俞樾又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传下来的著名的“汉学”大师。章太炎闻其余绪，“治经专尚古文”，“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自述学术次第》。>。
甲午战后，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章太炎也一度和康有为门人共事，主张“革政”，对有助于变法宣传的今文经说并不排斥。变法失败，还和康、梁交游，表示同情，自称：与康有为“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日合”。“论学”，指古、今文学说不同；“行谊政述”，指挽救危亡，变法图强。他和康有为等“论学”之殊，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囿于学术上今古学的异同、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康氏复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
义和团运动掀起后，章太炎逐渐由改良转向革命，在上海“国会”上，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对改良派展开斗争，对“三统”、“三世”说进行抨击，认为“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征信论》，《学林》第二册。>。
就在这时，康有为依旧宣传改良，鼓吹保皇，写了《论语注》、《中庸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等书，依附今文经说，发挥改良主义。章太炎在政治上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思想界线，理论上对康有为的今文经说也痛加箴贬。
公羊学说，康有为过去用以宣传维新变法，现在却用以宣传保皇立宪了。章太炎认为康有为“溷□满、汉以同熏□于一器”、“时方据乱而言太平”，是“自悖其三世之说”。《公羊》家言“复九世之仇”，而康有为却忠于清室，“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并其所谓九世之仇而亦议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6页。>。他运用古文经学家所擅长的文字训诂之学，对“维新”之名重新解释，说是“衣之始裁为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故衣一成后不可复得新名，木一枯后不可复得新名”，清朝的“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同上书，第243页。>。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东渡，主持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表了大量“排满”论文，其中主要依据，却又和传统儒学有关。
首先，他攻击清代今文学家借用《公羊》，只是“志在于禄”，并非《公羊》旧说，对立宪党人的理论依附加以根本性的摧毁。说：“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号。>。立宪党人以今文说附会立宪，只是“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6页。>而已。
其次，他认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它依存于史籍的“灌溉”，“灌溉”的是民族主义，“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答铁铮》，《民报》第十四号。>。以为历史可分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三项，如果“晓得中国的长处”，那么，“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6页。>。语言文字、典章制度，正是治古文经学的学者最擅长的，章太炎也以此为“近日办事的方法”而大讲特讲。他不仅要人懂得这些，而且要用以激发人们“爱国的心思”，认识到当时处于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处在满洲贵族的种族压迫之下，要“爱惜自己的历史”，就要进行反清革命。这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确曾起过宣传鼓动作用。
然而，章太炎排斥满洲贵族，灌溉民族主义，却又是从清代古文经学的创始人顾炎武那里继承得来，他对顾炎武依援经籍，“保存”民族意识无比钦仰，自己为此改名为绛，号称太炎，他说：“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答梦庵》，《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98页。>。因而对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纤悉寻求”，以史籍所载“兴起幽情”，他不只汲取古文经学家的治学方法，“持论多求根据，不欲以空言义理以诬后人”<《答梦庵》，《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98页。>，在文献整理上有所创获，而且将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经世涵义进一步发挥，并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作为“排满”的理论张本。那么，章太炎的利用经籍，宣传民族主义，却又源于儒家古文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