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的复合形态，是中国人运用综合思维对多种生物兼容并蓄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粗具的文化风格。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经过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包装和发展，龙的造型愈来愈加多样，功能愈来愈加复杂，内涵愈来愈加深厚，形成别具一格的龙文化。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龙文化也不免有良莠混杂的情况，毫无疑义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兼容心理和综合思维方式创造了中国龙的独特形态。所以兼容与综合是龙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
“有容乃大”方为龙，这是中华民族最古老而又最具有现代价值的民族精神!
二、兼容，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
龙文化是中华文化形象化的表征，它不仅是华夏文明初创时期的特色，也贯穿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兼容并蓄的胸怀吸收各地区和外来文化，建立多元复合的文化体系，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凡是传统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融有丰富的外来文化因素。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交通不便，旅程艰险，都挡不住人们对商品交换的渴望，步行马载，跋山涉水，传播文明的种子，改善物质生活的事例，屡屡不胜枚举，最古的史藉《尚书》记述:“ 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现在人们常吃的蔬菜有来自南美的西红柿、玉米、土豆，印度的茄子，伊朗的菠菜，巴西的花生，欧洲的苹果，还有西域的葡萄、西瓜等等都是古代的“舶来品”，在《诗经》中记载的二千多年前的数十种蔬菜瓜果，大都在历史发展中淘汰。中国是最早发明丝织品的故乡，远销古罗马的丝绸，价钱比金子还要贵重，但是中国人穿用最多的棉布原料棉花，则是传自异邦，到元明才普及。先秦的人们还席地而坐，后来坐上椅子，睡在床上，屋上盖的琉璃瓦，园林中各式各样的塔，餐桌上的烙饼，以及纳凉用的折扇等等日用器物，都是受惠外来文化，为中国人所享用。
如果说吃穿用是通过商品交换，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那么在精神生活中非商品性的创造，如宗教、艺术和学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物质生活上的享用，不可抑制地要求满足精神上的需要，物质的、精神的几乎联翩东渐。胡琴、琵琶并非国产，戏曲器乐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从西域移植的，先秦的华夏古乐大都已失传。如果没有印度佛教艺术的引进，就不可能有敦煌壁画、大同云冈石窟、乐山大佛的辉煌成就。玉兔月宫的神话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那个白毛、红睛、长耳朵的可爱形象，乃是先民从罗马野兔驯养中培育的家生品种，而白兔与月亮相联系的构图是来自印度庙宇的壁画。时下著书立说常用的章节体，自汉魏以后形成。先秦的诸子典籍，体大精深自不待言，但著述体裁除了文学作品和训诂以外，基本上是语录体或叙述体，行文笼统，脉络不清，佛教的输入带来经论中条分缕析的传统，促使著述体变革，形成章节体，沿用至今。佛教的哲理和思辩对民族智慧有莫大的影响，最雄辩的事实是，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正统思想的理学，是融汇儒、佛、道三家学说而形成的儒学新流派，西来的印度学说对构造理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古人有句名言:“东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虽然它的本意是强调“理”的普遍意义，但也体现了兼容并蓄的精神，只要具有“理”的真谛，不管是来自西方或东方，都可尊为圣人，奉为楷模。中国人对生化万物的天，覆育万物的地，孕养生命的祖，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四者同祭。在民间信仰中，儒家的孔子、佛家的释迦牟尼，道家的老子并祀于一堂，佛寺、道观、孔庙遍设各地，相安相容。信儒的信道又信佛屡见不鲜。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在意肤色和种族的差别，只注重礼义的教化和认同，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等等，表明中国文化的兼容精神可上可下，无粗无细，兼采并容，富有汇众流而入大海的恢弘气魄。
中国封建社会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皇权高于一切，政权对文化有直接干预的作用，正确的政策能扬长抑短，错误的政策也能扬短抑长，政策上的开放与闭锁，对中国文化的盛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