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个开放性的朝代，《新唐书. 五行志》记载天宝年间: “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 时人称为“时世妆”，元稹的《法曲》咏:“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旧唐书. 音乐一》述:“ 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 胡乐、胡舞、胡服风靡一时， 大唐雅乐更是荟萃中外古今之作。印度的佛教在唐代拥有很大的势力，韩愈的辟佛，不仅不能摧抑佛教，反而促成中国式的教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兴起，佛教经典在中国保存之多，连印度本土也望尘莫及。西方的景教在唐代拥有数万教民，连战功赫赫的大将郭子仪也成为教徒，伊斯兰教在唐代开始在中国立足。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火袄教等等相继在泉州建立寺院，土的洋的教派林立，互不干扰，被后世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海陆丝绸之路联结东西方文化，敦煌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伟大成果。中外贸易尤为发达，在广州的外商云集十万之众。在长安留学的外国学生有三万多人，《新唐书》记载，在长安增辟的学生宿舍有一一千二百多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唐代出土的黑人陶俑，从体型、肤色、发式、五官的特征来看与非洲的黑人维妙维肖，中国艺人非有长期的观察，不能创作出如此逼真的形象。长安是驰名世界的国际大都会，胡风盛极一时，这使近代学者惊叹: 唐代印度化了! 其结果不仅没有使汉文化化为印度文化，反而促进汉文化发展到新阶段，造就了辉煌的唐代文明。一部《全唐诗》有二千三百余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姓王朝能拥有这样多的诗人名垂史册，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冠绝千古，脍炙人口。科举制在唐代的确立，开创了朝廷选官向社会开放的传统，庶民、布衣可以通过考试，平步青云，促使天下英才俊杰纷纷归附中央，刷新官僚体制。这不仅比唯门第出身而任官的九品中正制进步，也远比欧洲贵族的世袭制具有世界领先的优越性，国计民生的许多部门如印刷、医药、冶金、建筑等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光华四射。唐文化不仅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中古世界东西方各国所不能企及的文化高峰。
汉文化在民族强大时是如此，在衰落时也并不枯萎。蒙族征服中原而创立的元朝，汉人是三等居民，南人更是生活在最低层，蒙人、色目人高踞在汉人南人之上，肆行种种压迫，其结果不是被征服者同化，而是被征服者却把征服者同化了。汉文化由于吸收了异族和西域文化又有新的发展，从元代兴起的歌诗元曲，与汉赋、唐诗、宋词同享盛名，饮誉后世。元代的戏剧远播欧洲，被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推崇，关汉卿位列世界文化名人，令后人高山仰止。元代的科学技术是中国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郭守敬的天文测算和天文仪器的制造，王祯对农业技术的总结，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等等都在科技史上名垂千古，驰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是从元代传向欧洲，指南针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造纸印刷术有助于人文思想的普及。人称中国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和传播，这不是过誉之言。
中国文化对异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涵摄力是举世无匹的，兼容精神正是文化吸纳能力的充分表现。在世界上堪称内聚力最强的犹太文化，在犹太人失去祖国，客居他乡，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情况下，以不可思议的顽强性，抵制外邦文化的同化，保持犹太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绵延不绝，不可不谓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现象。但是这个不被任何国家同化的犹太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却被中国文化所消融。在唐宋时期就有大批犹太人经波斯、印度进入中国，聚居在开封的犹太移民有七大家族，其姓氏皆由皇帝赐予，声名显赫。他们有专设的教堂和希伯莱学校，严格按照犹太教规生活作息。然而留存在开封的犹太寺院，高悬的对联却是 :“ 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圣贤源头。 ”完全接受了儒家信条，犹太后裔至今已鲜为人知。主张走出家庭信奉上帝的基督教，进入东罗马帝国，促成了东罗马家族制的崩溃，但是进入中国不仅没有动摇中国的家族制度，基督徒却服从了中国的家族制，接受了祭祖的仪典。佛教的僧伽制度本是背离家族的，僧侣都是走出家庭，摆脱亲情而遁入空门的信徒，进入中国后，增添了超度亡亲的盂兰会并成为佛教最大的盛典。与家族本无关系的佛教奥义，成为维系家族的重要力量，反映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完全接受了儒家传统。
这种涵摄不只是简单的同化，又往往是经过中华文化的吐纳和改造，创生新的形态，使中华文化更为多姿多彩。从西域传来狮子造型的原本形象，是有翼膀的，凶悍的百兽之王，佛教以它作为佛法的象征，使人产生震慑而畏惧的宗教心理，可在中国工匠手里却改变了性格，如今在雕塑和舞蹈中常见的模样是勇猛而又柔顺，威严而又和善，雄狮舞绣球，雌狮戏幼狮，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与原初形态大异其趣。又如佛教中管领一方的天神称为“尊天”，诸天神各有来历，大多出于南亚次大陆的神话传说，后来为佛教吸收，成为佛法的护持者，进入中国后不断汉化，到近代已与当初面目全非。大梵天在印度的形象是，有四个头，面向四方，有四只手分别握着经典、莲花、匙子、念珠或孟钵，汉化后成为手持莲花，稳健练达的中年帝王相。帝释天原是褐色的、善于变化的天神，汉化后成为英俊少年，有的还塑造成如花似玉的美后。最著名的莫如观音大士，在本土印度是挺胸凸肚的男身，进入中国后变成笑容可掬的女菩萨。送子观音的出现，表现西来的佛教信仰不仅在偶像崇拜方面发生变异，更重要的是赋予送子作为佛的天职，以儒家崇尚的多子多孙作为佛对世人的祝福和恩赐，充分表现了佛的伦理化。所以从中国文化史上考察，任何文化进入中国则中国化，中华文化正是缘此不断纳新，生生不息。龙文化的兼容和综合精神，贯穿中国文化的发展，蔚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使后世受惠无穷。
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是，当世界上出现更高的文明资本主义文化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却由开放转向封闭，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排外，不求更进，能容纳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封建文化伴随封建生产方式的没落出现颓势，固步自封的心态和封闭政策如影相随，相互促退，形成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世界先进国家沦为落后的行列，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明清的封闭政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郑和下西洋为例，明初的出航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不论此行的动机是出于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还是宣扬明王朝的德威，从后果来看，从本土走向远洋，不能不视为开放性的行动，但是由于明代的闭关自守，官员没有开放的心态，使得这次在海外赢得极高声誉的航行，在国内作为弊政，遭到取缔。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反映下西洋并不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满足统治者一时的政治欲望，致使开放的行动没有开放的政策和心态来保障和支持，从而招致失败。1792年乾隆皇帝80寿辰，英王乔治第三派遣特使带着科学器材、天文仪器、军械模型、乐器钟表等工业产品前来贺寿并要求通商。乾隆的回话是，天朝德威远播，万国来王，种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拒人于千里之外。封建统治者唯我独尊，孤陋寡闻，不识世界发展的大势，几乎成为封建社会末期朝政的痼疾。20世纪初慈禧施行新政，购买机器，让宫中妇女学习织造，其主旨是要公主、福晋、命妇通过织毛巾杂物，进行三从四德之一德“妇工”的教育。在封建社会形态中以封建关系和观念组织生产，即使用上进口的机器，也不能培育先进的生产意识。陈旧的生产关系和闭关自守的国策相结合，使得封建体制愈益僵化、板结，最后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进行彻底的改造。
封建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清代统治者的闭目塞听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光照青史的汉唐风度，推动中华文化繁荣昌盛的兼容综合精神和开放政策却蔚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启发今人思考，古人尚有此博大的胸怀，作为建设中国现代化的炎黄子孙，更应该有海纳百川的精神。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上的对外开放，首先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是西方文化这最活跃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从精神领域引起人们思维方式、伦理观念、价值判断、社会心理的一系列变化。世界商品市场的开发和运转，已把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地球村。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愈来愈广泛的交流和认同，消费生活国际化的大趋势，正在改变社会的面貌。所以中国的开放，乃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宽泛的开放，两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和激荡，正是谱写中华文化高歌的前奏，是又一次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最佳时机。
弘扬兼容和综合的精神，走向新世纪，是中华文化的再一次辉煌! (作者：刘志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