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燕策二》的“江”当指蛮河吗？
石泉先生说：「《燕策二》所记“轻舟浮于汶”，当指古沮水(今蛮河)上游。东晋时，留于此设汶阳郡及汶阳县，名称当有渊源，近世犹有“汶阳洞”在今南漳县西l00里、蛮河上游，长坪镇附近，并有“古汶阳郡以此得名”的记载。长坪以下近世仍通小船，这与“轻舟浮于坟”亦可相证。古沮水(今蛮河)又称“江”，已见前考。由这个“汶阳”附近的汶水，趁夏季涨水之时，顺流而下此“江”，以五日的水程(行军)到达今宜域南境的楚郢都(楚皇城遗址)也是讲得通的。」[1]（第468页）
再请看《燕策二》：“秦……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2]（P1573）（《史记·苏秦列传》有相同的记载。）
前文已叙，《燕策二》中设想：秦国一路通过长江进攻楚国的郢都；另一路通过汉水进攻楚国的五渚……。其中，“通过长江的一路”其描述与《楚策一》具有同一性。 “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楚策一》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故“蜀地之汶”当在长江上游，而不是在秦东的“蛮河上游”。轻舟乘夏季丰水期下江，五日而至郢。日行六百余里，也合乎情理。
“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乘夏季水丰，从汉中乘船下汉江行“四日”（约两千里水路）至“五渚”。则“五渚”当在汉水下游，离郢都很远了。
从这两路的“行程”看。汉中之甲，从巴下汉，行四日可至五渚（约两千里）。“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既是“轻舟”，又要“五日”，肯定行程比前者要长（约三千余里）。可见此处之“江”，不可能是短小的“蛮河”，当指长江。既然是长江，那么“郢”就该在长江边。——与石泉先生的“郢”在“蛮河下游今宜城东南”，对不上口。
若按石泉先生之论，从巴下汉至近郢（宜城）的“五渚”，其路程应该远大于从蛮河上游而至“郢（宜城）”的路程。同一论述中的顺水行舟，路程远的只要“四日”，路程近的、又是“轻舟”反而要“五日”，这是讲不通的。
再从秦兵进攻楚国的两个目的地 “郢”和“五渚”看。
《燕策二》把“郢”和“五渚”并列。可见“五渚”当是楚国的重镇之一（或许就是鄂君之封地“鄂渚”？）。假若如石泉先生所说，“五渚”是“近郢都”的、“汉水中游河道中的一些沙洲群”。那么，秦人分兵去攻五渚有什么意义呢？
《秦策一》張儀說秦王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四三]。荊王亡奔走，東伏于陳。（P144） [四三]：高誘注曰: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P156）[2]（P156-160）
看来，“五渚（即五都）”当从高诱之注，解释为“楚邑”才比较合理。
假如按石泉先生之论：“‘轻舟浮于汶’，当指古沮水(今蛮河)上游。”请问，秦国为何 要调集大量士兵翻山越嶺到秦东“今南漳县西l00里、蛮河上游”的山区；还要弄来许多运兵船，再从这个小河沟里往楚国大规模发兵？有这种可能和必要吗？
二、《水经·江水》中的“江”
《水经》和《水经注》是古代传留至今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之一，其论说有一定的权威性。《水经·江水》、《水经注·江水篇》是专门论述“长江”的章节。其中的“江”，当然是“长江的专称”，书中的“江”也必须保持概念上的同一性。这是大前提。
《水经?江水》：“江水又东，径西陵峡。……江水又东，会沮口。又南，过江陵县南。……江水东，得马牧口。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江水又东，径郢城南。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又东，至华容县西，夏水出焉。又东南，当华容县南，涌水出焉。江水又东，涌水注之。……又东南，油水从西南来注之。”[4]《水经》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4]《水经注》卷32夏水篇与《经》文大致相合。
这些引文所说的《水经》中的“江”理当是“长江”。江陵县、华容县当在长江北岸。
石泉先生说：『如果按照我们过去的研究成果，定楚郢都及齐梁以前江陵城在汉水中游西岸今宜城县南境的蛮河（古沮水，亦称‘江’）下游〔14〕，则由江陵城东南之江津分流入沔的古夏水，其首受之‘江’（亦即《释例》所云涌水所受之‘江’）只能是古沮水，今蛮河，而涌水自夏水‘南’[按：当作‘东’，详下]通之‘江’，则应指今汉水。”』[3 石泉 鲁西奇《古夏水源流新证》]
石泉先生说：『今本《水经注》卷34《江水篇》记古枝江附近的地理景观云:“……其地夷敞，北据大江。江汜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县左右有.槃布江口口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五渚有可能就是这些沙洲中的一部分。五渚当近郢都.渚宫之得名.或源于此。《左传》文公十年:“[子西]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此处之“江”当指今蛮河.则渚宫应在“江”入汉处.即今蛮河入汉水处。与我们所考古枝江位置亦能相合。』[5] (P54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