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国营农场”
悬泉遗址的发掘可以分为汉简和器物两大部分。器物佐证了简牍，简牍复活了器物。
“悬泉遗址出土器物的整理工作已基本结束，虽然出土的东西都很残破，但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何双全说。这个驿站遗址既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圈子的见证，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器物，最深的埋在1.30米深处，最浅的仅在0.20米处，他们发掘时分了六个标准层，从上到下，一、二层为西汉到王莽时代及东汉上半段，三、四层是宣帝、哀帝时期，五、六层归为高祖到武帝时期。何双全说，从各层出土的文物和简牍记载看，这里在宣帝和平帝时是最辉煌的，东汉以后逐步衰落了。
悬泉遗址中发掘出的器物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多，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用品都有，如铁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骨器、丝织品、皮鞋、毛笔、墨、纸张，还有蔬菜、种子、水果、牛羊肉等，基本是残次品，没有金银器物，能看到的都是坏的，这也是“废弃遗址”的重要证据。
还有个证据，就是木简的内容显示这里的土地和水利设施都是国有的，如ⅡT0112②：103号简的内容是：“千乘里谭贤田一顷十八亩悬泉官渠”，渠尚且是“官家的”，其他就不言而喻了。何双全说，这里相当于汉代的“国营农场”，各种器物一应俱全。
私人印章和信件用的封泥也有发现。这里发现的麻纸至少要比蔡伦造的纸要早，麻纸有530多张，有字的（较细腻的）仅13张，粗糙的在当时主要用于当纸巾和包裹物品，尚未用于有规模地书写。
在悬泉遗址发掘之前，敦煌汉简虽有南北两塞军事系统设置的记载，但北塞资料很多，南塞的极为鲜见，悬泉简弥补了这个缺憾，还为阳关都尉府和阳关的内部建置、作用、运行机制及与其他机关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悬泉简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官府文书，皇帝的诏书种类不少，但大部残缺，能复原成册的不多，此外，涉及律令的有20多枚，包括贼律、田律、置吏律、盗律等。数量最大的是各种籍，有人事方面的《吏名籍》、《功劳案》、《驿卒名籍》、《户籍》、《刑徒名籍》等，财经方面的《田》、《入租》、《钱出入》、《谷出入》、《契约券》等，也有登记车马等资产的，记录劳动日志、供给消费的，如《食鸡》记有元康四年一年内消费鸡肉的记录，非常详尽。这些简牍对研究当时敦煌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法规极为重要。
何双全说，从简中的一些钱粮、土地籍中可以看出，当时悬泉的土地有官田和私田两种，官田的分配以人口多少而定，租税按亩计算，私田可以买卖，但必须照章交纳赋税。从简上记载的“官渠”来看，当时敦煌的水利建设也是有相当规模的。
悬泉汉简还有对当地乡、亭、里等基层机构的记录，这对当时的郡县建置，特别是河西走廊社会的基层管理制度增加了许多宝贵的材料。田辉成 王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