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悠悠凌叔华
埋首书卷，曾几度梦回民国，最惹人迷恋处，莫过于那一群女子。她们生如夏花，淡雅婉丽，却比烟花寂寞；她们温润如玉，爱恨倾城，却难免幽闺自怜。她们风华绝代，芳心悠悠，却一路颠沛流离……凌叔华就是这样的女子。
燕倩是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中的女子，她扮作丈夫的情人和丈夫约会，调皮地向丈夫发问：“……我就不明白你们男人的思想，为什么同外面的女子讲恋爱，就觉得有意思，对自己的夫人讲，便没意思了？……”这样的发问让男人无地自容。燕倩为追求爱情主动出击，展示了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体现了“五四”以来现代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燕倩开始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并对男性特权质疑和颠覆，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萌动和觉醒。
《春天》中的霄音在凄恻的音乐中忐忑不安，“……唉，不晓得怎回事，这样天色，使得你在屋里不是，出去又不是，浑身不对劲儿。”“她不满意这支曲子，她恨那个作谱的人。”“她的心空得难过。”因为这勾起了她不愿想起的往事。她流着眼泪读着远方男人的来信。那个男人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曾经深深地迷恋着她。她决定坐下来回信，可是刚写了一行，丈夫回来了。此时，她抓起信纸揉成团子，用来擦拭桌上的水。显然，她对远方男人的感情让位于妻子角色。虽然霄音没能完成回信，但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内心的挣扎，听到闺中少妇女性意识压抑的呜咽。她对爱情有着美好的憧憬，婚姻却剥夺了她享受被爱的权利，心灵仍然束缚在封建的旧道德中。凌叔华以幽默机智的笔触，描绘出了游荡于新旧道德之间的知识女性的尴尬。
诚如鲁迅所言：“……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即使间或有出轨之作，那是为偶受文酒只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到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决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凌叔华在“五四”时期走出闺门，开始以崭新的眼光审视周遭世界。她与生活优裕、高扬“爱的哲学”的冰心，以及沉迷自我、以“恨的哲学”著称的庐隐截然不同。她以细腻别致的笔触，深入中国女性的内心深处，写出了那些独特女子的心潮起伏。在这一点上，凌叔华站在爱情之外来讲爱情无疑比单纯的爱恨情仇更具艺术高度。（欧阳德彬）
遗落的才女雷妍
民国才女群星璀璨。但，在这璀璨的星群中，我们是否忽略了一颗明亮的星？
雷妍（１９１０－１９５２），本名刘植莲，笔名刘咏莲、刘植兰、芳田、端木直、田田、田虹等。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１９３７年从湖南回北平娘家生孩子时，适逢“七七事变”而不能南返。生活的重压反而促使她拿起笔在虚构的世界中释放着她的才华。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使她迅速蹿红，成为当时备受欢迎的作家。
在很短的才女生涯中，雷妍出版了《良田》、《白马的骑者》、《奔流》、《少女湖》、《鹿鸣》和《凤凰》等六本小说；还有一些未编入集的散文诗歌作品。
中篇小说《良田》是雷妍重要的作品。曾有人说，《良田》可与另一位“女星”赛珍珠的《大地》媲美；如果不以性别类分而以地域划分的话，又有人提出：（湖）南有《边城》，（河）北有《良田》。
《良田》以林家和何家两个家族为轴心，在天灾人祸的背景下，或铺陈、或穿插、或暗示，自然、缜密地演绎着生存、情爱和生老病死的人间沧桑。林二奶奶的老实羸弱，林二爷的无赖好色，何大的正直多情，小凤的机敏天真，乡妓小红鞋的逢场作戏，女儿一枝花的率性求真等等，都被作者准确简练地勾勒得栩栩如生。而众多人物中，作者极具功力地描写出林大奶奶独特的性格属性。她为人贤淑敦厚，对何大心存好感却并不表露；品性刚强而处事干练，屡屡用智慧化解了多次危难。林大奶奶，是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负载中庸伦理的典灾、求雨等场面均有细密逼真的描写的人物。此外，作者将广袤天穹和大地竟如此与赖以生存的“人”浑然贴切在一起。“我们发现，雷妍的笔名有如此多的“田”、如此多的“植物”，是否与作者生命深处对大自然近乎于偏执的爱恋相关？
有理由以为：《良田》是现代文学中具有教科书意义的中篇小说。连同她其他文学作品取得的成就，雷妍本不应该既在当今读者中湮没无闻，也在学人中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地位。为什么呢？
穷其原因，雷妍的作品多发表于北平沦陷后那种特殊时期；相对于沦陷前文艺的繁华和喧闹，国难当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成为主流。而解放后的雷研，恰逢此时盛年早逝。
“新中国”至今没有再版过雷妍的作品。倒是雷妍的后人，自费出版了《雷妍小说散文集》。由师长介绍，我有幸阅读。阅读时的感觉，就好像雷妍在诗歌《冷露当酒》中所描绘的那样：
——冷露当酒，玫瑰作杯，且饮一次清凉的沉醉。（张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