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现象”向我们昭示的正是对以上两方面的文化创新自觉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现代性文化”工程的当代实践呼唤着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1)他们具有自身的学识修养与个性解读方式，通过自己的“创造式阅读”，“走进文本”又“走出文本”(俞吾金语)，坚信“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自觉的历史意识，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普世化”在大众面前，形成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主导性价值观，阐释并守护“现代性社会”的当代意义，从而开启现代文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之路和当代“意义世界”的自为拥有空间。(2)但是，这些新质型“公共知识分子”所开创的这项“工程”必须负载着现代高科技与现代传媒，以迎合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现代“经济一文化”社会。在现代信息社会和商业化产业化包装打造的社会转型期阶段，跨时空地解读、普及跨历史的文本经典，不是收敛趋同，而是发散繁衍;不是简单的还原和对接，而是文化搞客与时俱进的文化再创造，包括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现代传媒的介人。这也是文化的适应性。
从道理上讲，一种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映射着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而一个民族不同阶段的生存方式选择也规范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及文化现象的话语权。中国现代性文化在经历了更多的基于“制度选择”而大众世俗生活由于“双向挂空”而精神家园依然无所依凭的21世纪初阶段，“庙堂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神圣化”走向“通俗化”，“本本主义”走向“信息化时代”，“学术训话”走向“平民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的再创造和传播普及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而实际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之举。从更现实处着眼，中国目前以“民生”为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或构建)必须以“文化整体性人格”做价值承诺，在现代性文化的“酱缸”里汲取营养。而“民生”本位关涉的层面是全方位的，“文化民生”或者“民生文化”理应包括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创新框架内。当然，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让“于丹现象”就保留着它的开放性吧。而且，文化践履活动本身不以真假为判断尺度，而是根据大众可接受的程度来估价。
四、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
厘定文化现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批判范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在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人骨子里的最强音。然而，一当面对文化学人的种种努力，“不为者”对“有为者”不是振聋发馈的质问，便是以“作秀”的美名嘲笑，真可谓“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如此这般，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就会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消饵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思想肌体中。也正因此，我们需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让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新焕发生机，以此为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养料和理论支撑。
就中国现代化本身来讲，人的现代化远远置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即“文化滞差”( Cultural Lag，美国W. F奥格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是现代群体明晰:首要的先行的任务是对中国民众进行深度的、普遍的理性启蒙。众所周知，对人的现代普遍理性启蒙除了“走出去”学习西方先进理念外，还要传承学习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经典资源，吸收其精华。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存活那磨久，并且在新世纪引发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学院各大学的遍地开花，这决不是文化消遣或东施效肇，而是它本身体现了东方文明的独特价值和人文精神。从“轴心时代”起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岁月的洗礼和实践检验，在又一个全球化来临之际，它所提供的生活范式和规则，所开拔的人类文明精华和普世伦理价值观全球关注，我们更应很好地传承学习吸收，开启我们的现代化对人的深度启蒙和觉醒，从而使我们真正成为现代化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公民，而不是游离和迷失在中西文化间的看客，成为“能思想的芦苇”。新世纪引发的“文化寻根”热现象就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觉醒后对自己本民族本土文化的现代性挖掘，就是对现代中国民众进行的新一轮文化“启蒙运动。
所以，中国现代化实践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视阂切换，现代性视阂切换的角度又依赖作为主体的现代中国民众的深度觉醒。也就是说，加速人自身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而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却是关键的关键。因为文化也是人化，文化呈现人的本质、力量、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讲，“人化自然”(文化的形成)也是“自然的人化”。质言之，文化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至于我们如何生存，为何生存的谜底则全在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批判性建构路径中，或者反之。(作者：李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