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
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代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
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始于孟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其二，孔子出于时代的历史性剧变的需要，怀着“罪我”之惧，首创私修《春秋》之举。“《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故不得不担心“罪我”。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得到反映。特别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大夫”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如此黑白颠倒，实在不足称道。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在内容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
孟子还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春秋》，同样是指孔子作的“春秋传”，而非“经”。因为在“春秋经”中，记载最多的是鲁襄公(51次)，鲁隐公(40次)，鲁成公(38次)，而提及齐桓公仅30次，晋文公仅8次(据友人赵生群君统计)。齐桓、晋文占的比例并不多，（绝未占突出地位），当不得“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说。“其文则史”更谈不上。唯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齐桓晋文之事”记载甚详，其中晋文公尤为突出，从其流亡各国到称霸中原，载之历历。晋史在全书中占了近五分之一，而晋文则是其中写得最详尽最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确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评价。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春秋”，即指“春秋传”。
有人认为，孟子是出于“道统”“师尊”的观念，才吹捧“孔子作《春秋》”之功。则笔者可举并不尊儒的韩非子的记载，证明孔子作“春秋传”。《韩非子·外储说》上引证“春秋”晋文公攻原之事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不见于“经”而唯见于“传”。——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曰：“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日，‘原将降矣’。军吏日：‘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这里的记载，晋侯的“信，国之宝”的话与孔子说的，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左传》——“春秋传”的这段史料，是孔子据“闻”而“记之”。
又，韩非子每每称引“春秋”史料，多指“春秋传”。如《奸劫弑君》篇：“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此不见于“经”，而见于“春秋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问王疾，缢而弑之。”不仅内容吻合，而且字句也大同小异，说明韩非子引自“春秋传”原书。
不仅韩非子，战国时代其它书如《战国策》 《吕氏春秋》等等，所称引的“春秋”均指“春秋传”。刘师培考定“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并进一步推论“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谷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俱引自刘师培《左盒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
从战国诸书普遍征引“左传”却无一人提及左氏之名，而唯见称道孔子作“春秋”，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诸书所称引的“春秋”(“左传”)即孔子作的“春秋传”。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说明孔子曾亲自通过其高足弟子传播过“春秋传”。《韩非子》中曾提及“子夏之说《春秋》”，可为佐证。正由于孔子学生的广泛传播，所以“春秋传”才得以广为流传，遍为各书家征引。这应是合于情理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