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文化之眼，是文明之魂。不同文明的路径，都可从各自哲学中得到透射。与西方哲学相对照，中国哲学在宇宙本体论、致思方式及人生政治观方面的“预设”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
万物通体相关的宇宙本体论
在宇宙论上，中国哲学主张“万物一体论”。即认为世界是万物相互关联的有机大体，万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摄涵，互相感应，形成一广大贯通的统一体。不仅如此，宇宙还是一个生命创进不已的过程。方东美说：“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广大生机，是一个普遍弥漫的生命活力，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无一处不在流动贯通。”就道家而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宇宙就是人与万物相互渗透、内在相关而形成的既广大平等，又有差别的大系统。就阴阳五行家而言，人与天地万物相互关联而成为一宇宙有机体，每一物为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各部分皆依赖于宇宙有机体而存在。宋代理学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服膺于“天人合一”之精神。相反，西方的宇宙论，把宇宙当做充满颗粒性物质的空间。机械唯物论把物质看做为一块一块的东西，“在此地”、“在此时”占有确定的位置而与其他时空之物质毫无关系。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原质”（如水、火、地、风等）、原子说到近代机械唯物论，物质都被看做是颗粒性的元素，在绝对的空间中占有位置，并在机械法则的支配下运动；世界被看做为孤立的、被动的、静止的物质块运动组合而已。这是一个无感觉、无价值、无意义、物质化、机械化的宇宙，宇宙压缩为一同质的、封闭的系统，没有创生变化之可能。
在本体论上，中国哲学以变动生生、相互关联的“事物”作为最真实存在。相反，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大都把永恒不灭、独立自足的静态“实体”作为最真实存在。“实体”，不管是物质实体（如原子或原质）还是精神实体（如柏拉图的观念、形式、法则或上帝），都是最真实的存在。西方哲学偏好“实体”优于“过程”，崇尚事物的静止和不变；“实体”往往被看做为感觉现象之后、之下的“托底”，只有从感觉现象后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实在，而且实体是永恒不灭、独立自足的、静态的。此种实体观，遂产生了本体与现象、第一性与第二性之分别，对后来的物质观影响很大。
中国的宇宙观缺乏超越的自然法则观念，主张自然法则内在于万物自身之中，以“道”或“理”为自然万物的固有法则。它们内在于万物的变化过程中，道就是内在于自然万物中的“生生之理”。因此，“生生之理”是宇宙间最普遍之理。而且，此法则并非由纯理智思辨所推出，而是在直接经验中体认和验证到的事实。相对照，西方宇宙观具有超越的、纯理的自然法则观念。古希腊的那种在上支配人生的“命运”观念，柏拉图那种与“经验界”相对立的“理念界”，古罗马的那种刚性宰制社会的“法律”观念，以及在世界之先创造世界的“上帝”观念，这些观念都表现为超越性。乃至近代西方科学的理性精神，即相信自然被一在特殊事物之上的客观普遍的规律所支配。总之，西方人相信，在自然世界之上，有一永恒不变的、绝对的“法则”或“规律”作为具体事物变化和运动的原因。
中国宇宙观的最大特征，即认为宇宙自然本身具有价值。中国人主张人事与物理不分。一物在宇宙有机体中之“所是”，就是其“所当为”，一物在宇宙有机体的“实然”，就是其“应然”。也就是说，中国的宇宙观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相反，西方的宇宙观，历来不主张价值内在于自然，主张事实与价值之二分。
关联感通之致思方法
与“万物一体论”宇宙观相适应，中国哲学主张“关联式思维”。在“关联式思维”中，概念与概念之间不是相互隶属服从，而是在一个“有机体”中平等并置的。“关联式思维”以诸多事物间的相互配合而形成的统一性来把握事物，它重视具体细节在差异和对比中所产生的和谐效应。相反，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因果思维，其概念与概念之间相互隶属服从，从前一概念到后一概念，有必然的演绎推理。以因果思维模式认识事物，或者只分析空间上相邻、时间上相续的a、b两事物之间的机械因果作用，或者以普遍必然的、合逻辑的模式来解释具体的事物。
基于“关联式思维”，中国哲学从直接体验和感受来认识事物。先秦儒道思想认为心之功能，就在于“感通”，即通过“感”使个体小己与宇宙大我“通”。相反，西方哲学通过抽象思辨和逻辑推理而获得一种超越的、普遍必然的原则，并以此来认识和解释世界，寻求一种“逻辑的或理性的和谐”。西方的认识论注重理性或“客观性”，存在着理性与感性之对立且偏好理性思辨的倾向。中国思想则重视情感经验。唐君毅指出，西方哲学以理性言心者，多贬低情感轻视经验；而中国哲学言“理”，多联系着性情经验，故说“性理”、“情理”。而中国思想重视情感经验，与怀特海重feeling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