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清代，疑古辨伪之风愈炽。清初姚际恒撰《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对群经多所疑辨，复详列伪书百余种。继其后，学者踵起，往往穷毕生之力专辨一书。如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辨东晋《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万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与古书不合；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辨《家语》乃王肃伪撰；刘逢禄著《左氏春秋疏证》，辨《左传》释经之部分为刘歆伪窜；魏源著《诗古微》，非《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书古微》，斥《伪古文尚书》。当然，清代辨伪最力者，还当属崔述。他在《考信录》中，对于先秦古书，除了《诗》、《书》、《易》以及《论语》之一部分外，几乎都怀疑是伪书。
很显然，中国古典学术史上这种不绝于缕的疑辨传统，正是“古史辨派”崛起的源头。对此，顾颉刚曾明确解释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12](P197)。他并且还表示：“疑伪之事既已开了头，便遏束不来。好像长江、大河挟了百川东流，势极汹涌，不到大海是不能停止的。我们今日的工作，正是疏导它的下流，使之归海，完成昔人未完的工作。”[12](P158)直到晚年，他仍强调说：“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12](P216)
诚如顾颉刚所自述，“古史辨派”的指导思想，确实深深植根于历代疑古辨伪的传统。
第一，“古史辨派”继承了宋代学者的强烈怀疑精神。
诚然，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宋学”通常意味着对思想解放的某种禁锢。不过客观来看，它在初起阶段，却具有着十分强烈的怀疑精神。如张载便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20](P286)而朱熹也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21](P186)他甚至还曾训导其门人：“诸公所以读书无长进，缘不会疑。某虽看至没紧要底事物，亦须致疑。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22](P2931)
毫无疑问，宋代学者这种怀疑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古史辨派”。钱玄同在nth="1" Day="5"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1921年1月5日的日记中便说：“宋明人说经，勇于疑古是其特长，我们要整理国故，很应该参考者也。”[23](P1920)顾颉刚也声明：“宋代人的传道，其是非虽不可知，但宋代人的治学，其方向确没有错。我们现在正应该照了这个方向再向前走。”[24](P419)1954年12月，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又提及：“我在故纸堆里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学者有精密的考据功夫，心想如果能把这两种好处合而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25](P263-264)。无独有偶，胡适在1959年7月由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也宣读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在该文中，他不仅对朱熹的怀疑精神做了充满激情的介绍，而且还说：“后来真能使继承他的人，学术复兴的新时代的那些开创的人和做工的人，都懂得了怀疑。……使我们，当代中国的儿女，在这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觉得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1](P574)由此可见，胡适、顾颉刚等人从事的疑古辨伪，正是承袭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而起。
第二，“古史辨派”还继承了清代学者的辨伪成就。
在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清学”中虽不乏辨伪之作，但在其兴盛阶段即乾嘉时期，辨伪之风反有所减弱。关于这一问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经分析说：“有一事应该特别注意。辨伪书的风气，清初很盛，清末也很盛，独乾嘉全盛时代，做这种工作的人较少。乾嘉诸老好古甚笃，不肯轻易怀疑。”[26](P311)胡适也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11](P2)顾颉刚同样指出：“清学到了乾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起来了，清初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27](P258)；他并且不无惋惜地说：“清代学者信而好古，……于是汉学复兴而疑古之风为之灭杀，宋人精神几于断绝。”[12](P157)而钱穆也认为乾嘉时期“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功夫转向求真”[28](P353-354)。
综合看来，在乾嘉时期，辨伪学风确曾一度式微。但尽管如此，“清学”仍不愧历代辨伪学的一个高峰，其中尤以姚际恒、阎若璩、崔述等辨伪最力。更关键的是，他们的辨伪还直接促成了“古史辨派”的崛起。顾颉刚便坦言：“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与我的刺激深深地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27](P253)
当然，在清代诸多辨伪学者中，对“古史辨派”影响最大者还当属崔述。胡适就回顾说：“到民国十年一月，我们才得读崔述的《考信录》。我们那时便决定颉刚的‘伪史考’即可继《考信录》而起。”[18](P336)他还声明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我们读他的书，自然能渐渐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该疑；他认为伪书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这是中国新史学的最低限度的出发点。……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29](P953)而顾颉刚在读了《考信录》后也说：“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在这上面，他已经给与我们许多精详的考证了，我们对于他应该是怎样地感谢呢！”[12](P50-51)他还坦言：“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29](P60)
具体说来，作为“古史辨派”的基本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提出，无疑是受到崔述的启发。众所周知，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12](P58)，也正如其所谓“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17](P65)。而客观来看，这种观点在此之前已有所萌芽。早在春秋时期，子贡便不无怀疑地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30](P1332)至战国，荀子也指出：“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31](P75)到西汉，刘安又说：“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32](P340)概言之，他们认为历来对桀、纣的诋毁，只是长期积累而成，并非历史的真相。此后，宋代欧阳修也在《帝王世次图序》中说：“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于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悉详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司马迁增益的古史并不可靠。而此时参与纂修《资治通鉴》的刘恕也在《通鉴外纪》中写道：“秦、汉学者……竞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仲尼未尝道也。”很明显，他也将三皇五帝视为世人层累虚构的产物。
如果说以上这些见解还较为零碎，那么，崔述对此的阐述则相当系统。他不仅在《考信录提要》中说：“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在《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包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29](P13)，而且还在《补上古考信录》中阐明：“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而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29](P28)
不难看出，崔述这种观点正是顾颉刚“层累说”的前身。陆懋德就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原书（指《古史辨》第一册——引者按）六十面言‘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此与崔氏《考信录提要》之言如同出诸一口，故nName w:st="on" ProductID="余谓顾">余谓顾君之思想受崔氏之影响而成也。原书六十五面又疑‘后人何以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此语亦与崔氏之说极为相似。”[18](P370)钱穆也看出：“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33](P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