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众多的文学史叙述都将其看成是划分文学时期的重要标志，以凸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划时代意义。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其起点被确定在1949年，但延安文艺被追溯为“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却是学界的共识（另一个不那么直接的源头，是五四新文学）。
“这就叫情感起了变化”
70多年前，众多的左翼文艺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寻求别样的生活。“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他们也的确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
延安文艺，被称为“工农兵文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说法，文艺告别了个人行为而成为激动人心的千百万人的事业的一部分。70多年前，众多的左翼文艺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寻求别样的生活。“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他们也的确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在众多关于延安的回忆中，“歌声”是经常被提及的，吴伯箫有篇散文就叫《歌声》，因为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他写晚上人们聚集在坪坝上，煤气灯照得通亮，上万人汇聚在灯下，大家都有一颗年轻的心，不管认不认识，都互相打招呼，都感到亲热。会场上无论男女，都穿着灰布军装，是那样的朴素、整洁和漂亮，大家说说笑笑，像欢度快乐的节日。唱歌的时候，“随着指挥棒的移动，上百人，不，上千人，还不，仿佛全部到会的，上万人，都一齐歌唱。歌声悠扬，淳朴，像谆谆的教诲，又像娓娓的谈话，一直唱到人们的心里，又从心里唱出来，弥漫整个广场。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几翻回荡往复，一直辐散到遥远的地方。”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这样的欢乐，来自于个人融入群体后心灵的洗涤和释放。何其芳称延安生活让他完全告别了“过去的那种不健康，不快乐的思想，而且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它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五四”退潮以及大革命失败后，那些革命青年中，弥散的是找不到出路的孤独和苦闷，像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蚀》三部曲。现在他们为延安的新气象而感动，觉得终于找到了能够盛放那个脆弱心灵的处所，不再独自孤独地唱着夜歌，而是和其它无数的小齿轮一起快乐合唱着力量之歌。这里“小齿轮”的比喻颇堪玩味。关于齿轮，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所说的“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而毛泽东在《讲话》中则直接继承了列宁的说法，说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这样的说法隐藏着危险，当个人融入集体从而摆脱孤独，获得力量后，如何安置那些不容易被整合的、异质性的却又同样是属于个人感觉结构的东西呢？
延安文艺整风，事实上要处理的就是这样的危险。王实味是个靶子，他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对延安首长恶意的画像和污蔑”让三五九旅的战士感到义愤；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被贺龙说是“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王实味政治上被打成“托派”，思想上则被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丁玲比他幸运，毛泽东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算是保了丁玲。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矛盾呈现为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之间的隔阂，诸如“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情人的”，“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们想来延安吃小米？”而根底上，则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就是文艺要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
对此，毛泽东开出的药方是深入工农兵，去熟悉他们。事实上，深入民间，这本就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自觉选择，而抗战的颠沛流离也不期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更深切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机会。不过，毛泽东这里的“接近”和“了解”乃至和他们“打成一片”，其目的则在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然工人农民手是黑的，脚有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这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但知识分子仍是勉力为之。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这样脱胎换骨的重生的隐喻。有研究者注意到丁玲自身在南京的遭遇和小说人物贞贞之间的隐秘的精神联系，这个被偏见视为“不洁”的姑娘，忍辱负重，通过做地下工作来洗刷自己以获得重生，其中的痛苦和残酷，恰和知识分子努力改造、化茧为蝶的体验相一致。在我看来，这是丁玲创作最有价值的地方。从这方面看，丁玲和胡风有着相似的地方，“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既是指作家在拥抱现实，发现人民的痛苦与觉醒，也是作家在这一过程中融入对象、转变立场、完成自我的形象写照。1948年，丁玲写了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她最好的作品。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人认为《讲话》之后，文学的水准大降，但从丁玲创作的情况看，并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