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胡适与顾颉刚所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1](P30)，“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2](P302)，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 继承传统的考据方法
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代表之一，考据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肇端。如《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之例。而《国语》所载的叔向解《诗·周颂·昊天有成命》之言，则更堪称考据学的正宗。到西汉，缘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章句之学亦由是发达，乃至于“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3](P1723)。此后，为了辨识当时大量涌现的古文经籍，训诂学更是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如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家便先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法遍注五经。至宋代，由于朱熹将“格物致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4](P4)，历史文献学愈益昌盛。nName w:st="on" ProductID="白寿彝">白寿彝先生就指出：“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学问有汉宋之分，认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认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绩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造的。”[5](P514)当然，在传统学术中将考据学方法推向极至的仍当属清代学者。尤其是在文字狱的政策高压之下，众人群趋朴学，以至于“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6](P155)。这其中，“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nName w:st="on" ProductID="戴震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7](P8)。
由此看来，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流变过程中，考据学方法可谓不绝于缕，并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更为关键的是，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这种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还直接构成了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
首先，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清代朴学的好感，同时也不讳言承受了其遗泽。如傅斯年便承认：“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8]。后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径直号召同人“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9](P179)。而胡适也说自己“深受近三百年来中国古典学术的影响”[10](P124)。他甚至坦言：“我是崇拜高邮王氏夫子的一个人。”[11](P14)顾颉刚也表示：“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12](P33)到晚年，他仍说：“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13](P313)至于他在1923年与郑振铎、周予同、王伯祥、叶圣陶等人成立的同仁团体，则更直接以“朴社”命名，以示承继“朴学”之意。此外，梁启超同样申明：“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同时，他还自认“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14](P119、98)。
其次，从胡适等人所提出的治学精神与方法来看，他们确实与清代朴学一脉相承。例如，在治学精神上，胡适所谓的“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11](P6)，就是脱胎于段玉裁所谓“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又如，在治学方法上，胡适指出：“考据之学，其能卓越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以经解经’之法，虽以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15](P326)这种认识无疑也是来源于清代朴学对小学功底的强调。
事实上，当时的学术界也普遍将“整理国故运动”视为清代朴学的后劲。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就写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16](P7)魏建功也在1926年所撰写的《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中说：“我相信顾颉刚……他的方法……与清代经师的治学并不有什么迳庭的地方。”[17](P257)时至1928年，美国学者恒慕义更是在撰写《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时，系统回溯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渊源。他说：“这实在是一种旧的运动，他的开始一直要回溯到十七、十八两世纪间极为兴盛的‘汉学’家，这一个学派的目标就在于用学者的客观的态度来批评经籍的原文，推翻主观的宋学。可惜的是，……这种批评的运动随即完全停止。……不过在最近十年里面，nName w:st="on" ProductID="胡适">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学的方法方面发表了许多著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18](P444)
总之，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来说，诚可谓是筚路蓝缕，创榛辟莽，具有着十分重大的先导意义。
二 弘扬历代的疑辨精神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与考据学方法紧密相连的是历代疑辨的精神。揆诸史实，疑古辨伪风气早在先秦便已萌芽。孟子就曾声明：“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19](P959)他并且还对所谓“血流漂杵”之说提出质疑。到了汉唐，疑古辨伪之风更是勃兴。如《汉书•艺文志》在著录书目中就直接注明其中包括“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王充在《论衡》“儒增”、“艺增”、“书虚”、“正说”诸篇中，也针对古书多有辨正。此后，隋僧法经更在编撰《众经目录》时别立“疑伪”一门。而唐代刘知几也在《史通》中辟有《疑古》、《惑经》等专篇，柳宗元亦证明《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皆伪书或后人杂作。
时至宋元明，疑古辨伪风气愈形大开。譬如，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疑《易十翼》、《周礼》、《仪礼》，王安石疑《春秋》，郑樵疑《诗序》、《左传》，朱熹疑《古文尚书》、《周礼》，叶适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老子》。此外，陈振孙、晁公武二人，也分别在《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中指出了不少伪书。至元代，则有吴澄《书纂言》，辨斥《古文尚书》。迄明代，宋濂更撰述《诸子辨》，专力于诸子伪书的检讨；方孝孺亦著《遯学斋集》，指《古三坟》、《夏小正》、《周书》为伪；梅鷟也著《尚书考异》，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而胡应麟《四部正伪》一书，则更堪称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