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有效性问题的解决，是个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当然，概括起来似可说主要涉及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所谓主观方面，指的是批评主体的水准、素养和状态；所谓客观方面，指的则是文艺批评的社会环境、接受生态和评价标准等。文艺批评有效性的实现，是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结果，单从个别视角入手或只注重某一两个环节，是难以奏效的。
市场经济、价值倾斜、取向多元、缺乏深度、风气浮躁，这些都给文艺批评活动带来明显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以为当下民众和业界对文艺批评最为不满的，还是集中在批评主体这一方面，尤其是对于某些文艺批评的文风、做派和观念多有责备。要改变这种状况，亟需多方努力，做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批评建设工作，已有明确指示：要“培养高素质文艺评论队伍，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这一要求，既是对文艺批评家提出的殷切期望，也为解决文艺批评有效性问题指明了出路。
我们应当用《决定》的要求来反观文艺批评的状况：我们文艺批评家队伍的素质是否“高”到了合格的程度？现有的文艺批评是否开展得既“积极”又“健康”？优秀的作品褒奖的够不够？恶劣的作品贬斥得到位否？对有益的东西发扬光大得怎么样？对有害的东西阻遏清除得又如何？这一切都同文艺批评主体紧密联系着，同文艺批评的有效性也是紧密联系着的。要想切实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必须在上述问题上有所突破和改进。
这里，就如何才能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仅从批评主体的方面谈几点粗浅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其一，也许是最为紧要的，就是要使文艺批评具有诚实可信的精神，万不可做自欺欺人的事情。尽人皆知，文艺批评不是颁奖词，不是赞歌，不是广告，不是海报，不是谤书，不是私人悄悄话，也不是课堂讲义。严格说来，文艺批评活动并不纯属于个人行为，而是“理论共同体”或“批评家共同体”的集体事业。诚然，批评家会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会有自己特殊而独到的阐释见解，但归根结蒂，每位批评家本质上都是代表一定群体、阶层、利益集团和观念倾向在言说、在阐述。没有担当，不去肩负思想、精神、文化责任的批评家，不会是好的批评家；不能正视自己，不敢在解剖裁判别人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也来番解剖裁判的批评家，也不会是好的批评家。批评家都是有自己的立足点和拿手武艺的。鲁迅说的不错：“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说自己没有“圈子”，那不过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因之，批评家要想让人信任，就得诚实，就得旗帜鲜明、明码标价。倘若有谁把自己打扮成“共识”、“中性”或“普世”说的代言人，貌似“眼界开阔”、“公正公允”、“不偏不倚”，那其实正是犯了文艺批评的大忌，不仅在现今社会里没有，即使有也是假的。
其二，同上一条有关，那就是文艺批评务须准确和恰当，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文艺批评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提升文艺批评“人气”和“威信”的根本途径。我们有些批评，之所以不被大家看好看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批评家受种种因素的拘囿和束缚，丧失了说真话、讲实话的勇气和骨头，笔头一落到纸上，就知一味地说好，只会夸奖，不见批评。其结果是“文艺批评家”变成了“文艺表扬家”，缺少坦率交流、真挚对话，缺少鞭辟入里的评析和辩驳。这样的批评难以进入作者和读者心田，其效果也注定是要打折扣的。试想，“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309页)诚然，有些批评文章也不是没写一点批评意见，但那只是在抽象的现象上提点儿小问题，很少或从不涉及具体的文艺作品；有些批评文章，笼统地讲些犀利的看法，可一旦联系到实际作品就支吾遮掩、隔靴搔痒；有些批评文章，喜欢在语言、结构、技巧、形式上兜圈子，而对于深层次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问题则置若罔闻、闭口不谈。这种美其名曰的“审美分析”，其实是不会触动任何人的心灵和神经的。我们反对乘一时之兴对文艺作品采取“棒杀”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反对于“嫩苗的地上驰马”，但也绝不赞成那种“举娼妇为英雄”，谄媚奉承、恭维夸大、不肯批评的“乡愿”式、“老好人”式庸俗作风。文艺批评家在揭示作者才华和成绩的同时，指出其创作的缺欠、局限甚至错误，做些“剜烂苹果的工作”，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溢美难说是批评，惟有“爱而知其丑”，才显出批评的推心置腹和辩证公道。鲁迅不止一次地强调：“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鲁迅全集》第4卷，第528页)看来，这一见解于今日仍很有现实意义。文艺批评若是习惯于“绕着走”、“沿阻力最小路线走”，喜欢“钝刀子割肉”，擅长“今天天气，哈哈哈哈”，这种批评无异于是误导和堕落，要想产生有公信度的影响力恐是难的。
其三，要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就须得打破惯常的由“精英批评”、“学院批评”覆盖的局面，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批评的活动中来。文艺批评的“有效”和“无效”，效果的“大小”和“好赖”，其判断和鉴别的主体只能是接受者，只能是人民群众。再加上当今媒体十分发达，公众发表意见的平台很多。所以，要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从另一个角度讲，就得增强批评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广度与深度，增强文艺批评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强调，人民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走文化发展的群众路线，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性质。在讲到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时，《决定》要求“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统一起来，形成科学的评价标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群众评价”是放在“专家评价”的前面的。这就说明了群众参与文艺批评活动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没有群众的踊跃参与和积极投入，没有群众的悉心关注和内在热情，没有群众自觉地充当批评的主角，要想彻底解决当下文艺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性文艺批评有许多聪明才智和独到之处是专门家们所不具备的。他们语言生动，心口如一，“他们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佬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348页)。为文艺批评增添新的能量和活力计，势必应该把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活动开展起来。
其四，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又不能不说，即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须得让文艺批评的“争鸣”、“讨论”、“商榷”和“反批评”做法切实地得以执行。文艺批评的有效性是拒绝“冷冷清清”和“一言堂”的；文艺批评的有效性说到底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事情。因为事物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的。对文艺批评来说，真正的力量来自争鸣，真正的活跃来自争鸣，真正的功能也来自争鸣。听不见不同的声音，看不到相左的见解，死气沉沉，没有切磋，没有争论和交锋气氛，就是再有正确的意见出现，也会显得单薄、突兀、缺乏根基。“君子和而不同”。“争鸣”是发挥文艺批评潜能的最有效的方式。回避批评上的七嘴八舌、品头论足、众声喧哗，那是有害的。“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鲁迅全集》第5卷，第580页)有人把当下文艺批评的缺陷归纳为三点：“游戏化”、“作秀化”、“浅表化”。我以为大体是对的。既然如此，那就应当通过“批评”和“反批评”来认真加以解决。不愿或不能开展“争鸣”，随着“市场”、“人情”、“面子”或“利益”而漂浮，说穿了是把个人得失摆在了首位，将审美理想和追求真理当儿戏，缺乏坚定信念与高尚灵魂的表现。对于这种文艺批评，人们只会投以不屑、鄙视和轻蔑的目光。
文艺批评家确实有点儿像“医生”或“文物鉴定家”。谁都知道“医患”矛盾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好的医生，救死扶伤，仁心博爱，受人尊重。倘若医生瞎诊断，乱开处方，开假药，开贵药，那必定失去患者的信任。文物界据说有个说法：必先“鉴己”，方可“鉴宝”。眼下文物鉴定行乱象丛生、瘴气乌烟，除背后有唯利是图的商人做推手外，也与一些昧着道德良心、违反职业操守的“鉴宝”专家的行径不无关系。我相信，文艺批评家是会从“医患关系”和“鉴宝行业”的问题中引以为戒、获得教训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有更真切的批评，才会有更新的文艺和更新的批评产生的希望。我们要改变对文艺批评不够重视的状况，要创造形成开诚布公、有的放矢、科学说理、民主和谐的文艺批评环境，尤其是要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批评人才，即“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第245页)。这样，我们的文艺批评就会赢得人民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