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7日电 吴稼祥、梁治平、王人博等9位知名学者，日前参加“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主题沙龙。
在梁启超《新民说》创作110周年之际，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经济观察报、凤凰网共同主办的“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主题文化沙龙，日前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
本次活动分为主题论坛和主题演讲两个部分。吴稼祥、梁治平、王人博、许章润、杨念群、秋风、高全喜、何兵、仝宗锦等9位法政和历史学者，在活动中畅谈“重回《新民说》”、“《新民说》在今天”、“中国现代思想叙事第一义”等话题。
主办方称，“新民说”文化品牌之名虽取自梁启超的《新民说》，然此新民非彼新民，而是 “新生转进”意义上的“新民”，与中国传统的“开民智”是有本质区别的：“开民智”，其本质是教化之道；而“新民说”在今天，乃谓“公民政治是公民最好的老师”。
新民要解决“建立公德”问题
在当天下午的活动中，法律学者仝宗锦表示：“今天依然面临着构筑现代国家，甚至如何让我们每个个体、每个人成为一个新的‘民’，成为有德性的公民这样一个问题。”
著名宪政学者王人博也认为，新民确实是一个未竟的使命。
“我认为梁任公先生是中国的第一个公民，或者‘新民’。因为他不但倡导这种‘新民’，而且身体力行。”他说。
谈到梁启超的身体力行，他举例说，晚年梁启超身患肾病去医院看病。结果医生把他的好肾给切掉了，坏肾保留下来。后来他的家属要告医院，但是梁启超说，别告他们，西医刚到中国来，中国老百姓还不认识西医，这样一告的话，西医更普及不了了。为了中国的老百姓咱们别跟他打官司，这就是一个“新民”的人格。
著名学者梁治平表示，梁启超当年讲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新民”要解决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建立公德。所谓公德和私德是相对而言的，不是两个并立的名词，而是隶属的关系。所谓公德是处理个人和群之间，尤其是与社会、国家这样一些关系上的道德问题。
梁治平说：“我们今天比较强调梁启超先生当年讲中国人没有公德。因为我们今天看中国人确实没有公德，中国人走到全世界都是很丑陋的面貌。”
私德和公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梁治平说，所谓公德就是私德的外推而已，如果没有私德，公德无以成立，这是梁启超的新旧思想里非常重要的一点。
“新民”要具备健全心智和公民德性
在当天的晚场沙龙中，王人博表示，真正发现“民”的价值，即“民”作为一个主体对国家的成长有什么样贡献的人，还是梁启超。他从比较早年的推动政治改革，到最后走到自我更新、重塑自我、重塑国民的路子，促使他思想的形成、“新民说”形成的，就是在日本流亡期间跟革命党人的论战。
王人博表示，梁启超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坏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好，只有中国的公民成长起来，才能保证一个好政府。如果公民没成长、没有公民概念出现的话，即便构建共和政府，这个政府也未必能变成好的政府。梁启超基本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王人博认同梁启超的一个判断，就是在现代文明政治共同体之下的“新民”，起码具备两个东西：第一，有健全的心智。心智，强健的心智，这是梁启超一直强调的；第二，就是一个民的德性，叫做公民德性。
而对于公民德性，梁启超曾强调：公民要行使他那些权利，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以能负责任为前提。光享受权利不承担责任，或者说只想享受权利，让别人去承担责任，这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这条特别特别重要。
著名历史学者杨念群则认为，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关键是群己界限的问题，就是自我跟一个群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群己的界限是怎么划的。这个不能说是最终的关键，但可能是关键之一。
著名儒者秋风当天提出：“所谓古典和现代是往复循环的。人们以为历史是从蒙昧到现代，从古典到现代，是一个直线演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儒家从来不这么看历史。儒家认为历史是在循环的。所谓现代性也是在循环的。我们去看战国时代，或者秦汉之际的中国，尤其是那些人的精神状态，其实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甚至可能比我们更现代。”
在秋风看来，“我们这个时代面临两个关键：一个关键是宪政，另外一个关键是文明。而中国文明的本质就是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