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作家文摘》报协办的“2012·文学与影视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50余位文学界与影视界人士出席论坛，共同探讨“文学与影视”的密切关系。回顾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很多电影人是从文学界转型而来，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这些优秀文学作品极大地提升了电影艺术的思想高度和文化魅力。在回顾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电影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成为此次论坛探讨的重点：因缺乏吸引人、感动人、影响人的好故事，缺少人性关怀和精神高度，电影就会缺失文化影响力和价值感染力。文学和电影的互动是时代的召唤，具有深远意义。本刊撷取部分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王兴东：请记住原创作者的力量
可以说，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母亲，一切影视作品都原生于文学作品。所以，电影就像尼尔斯(童话作品《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的主人公)一样，必须骑着文学这只“鹅”才能飞翔。近代以来，我们开始注重编剧，最近，我们的政府电影奖——百花奖，增加了“编剧奖”一项，才终于结束了它在百花奖历史中空缺28年的状况。我想，这还不够，为了更好地体现版权精神，我一直呼吁要设立原创剧本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尤其是改编剧本奖。从美国奥斯卡奖到美国编剧工会，包括我们台湾电影的金马奖，都设了原创最佳编剧和最佳改编剧本奖。强调得奖，其实是想通过这种形式让人们记住原创作者的力量。国家现在大力提倡原创，但是现在我们的电影特别缺少原创精神。为什么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么吸引人，令人感到震撼？我想正是源于它的这种原创性。
王朝柱：中国的人文传统不能丢
一个作家，一个编剧，永远都要把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放在第一位。否则，无论他的作品获过什么奖，都将会被历史所淘汰。我觉得现在的文学影视作品，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缺少家国情怀。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我相信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事迹，是拥有巨大的生命力的。而这和作品拥有多少所谓的观众和受众没有绝对的关系。陈独秀当年创办的刊物《新青年》，现在想来，读者也就是大概一千多人，但是却影响着一代人的思想。在中国电影节上，我的作品《走过雪山草地》获得了最佳编剧奖、最佳影片奖。获得这份奖是我的荣誉，但作为编剧，我没有领取奖金，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长征精神”。我想，还有比获得整个民族的喜欢更高的奖项吗？所以，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不可以变，无论影视还是文学，都要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
戴锦华：中国电影的生存依靠的是故事、文化和价值
今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柯达公司的消失，发出了电影全面数码化的信号，标志着作为最伟大的电影介质之一的改变和关于电影叙事语言的改变。数码时代的到来，曾让好莱坞影视界提出这样的观念——认为电影与故事无关，电影是影像，而讲故事则是电视剧应该完成的任务。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短视的。随着胶片的死亡，影视双向流动变得非常迅速，从过去看电影必须通过胶片这样的媒介到了现在在家里也可以看电影，从“媒介障碍”进入到“媒介共同”，所以故事是否变得更为重要，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而如果此时，中国的数码技术服务于好莱坞似的电影，我想，那将是中国电影的死亡。中国电影的生存依靠的是故事、文化和价值，故事、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和自觉性是非常急迫的问题，所以，中国电影，思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思考中国的核心价值，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道新：反思对于电影实质的理解
萨特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本书《词语》，其中花了很多精力探讨他童年时期观看无声电影的体验。他这样讲到，就智力年龄来说，我和电影是同龄——萨特看电影的时候7岁——等到我学会阅读文学了，电影已经12岁了，可是电影还是不会“说话”。对于萨特来说，电影和文学在根本意义上是两种东西。事实上，从后来一些哲学家关于电影的论述中也都发现，他们确实是把电影视为一种独特的媒介，独特的时空原创以及作为一种对技术，包括说话的技术，色彩的技术，空间的技术等媒介特性的感悟。这样的一些文学家兼哲学家，他们事实上在探讨电影可以在哪种程度上改变人类的时空观念以及美学观念。尽管我们毫不否认，文学是电影的媒体，但我们也会发现卓别林、卡梅隆等电影人的思想和表现不是来自于文学东西，甚至不是来自于文学性的东西。我在反思，我们对电影故事以及深度的理解，实际上主要是建立在电影故事和深度的基础上，可以脱离画面和声音独立运作的层面上的。在我看来，电影是画面和声音的媒介，电影有他自己的文本、作者和内心，电影时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不仅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人类的认知。
柳建伟：文学与影视需要弘扬“正能量”
近30年来，我们最好的影视作品95%以上都是根据最好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我们真正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作品，绝大多数也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证明了影视的基础是文学。最近上映票房接近5亿的李安的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是改编自加拿大的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我想说的是，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所以获得这么好的票房，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对人和自然是一种歌颂和正面解读，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希望，给观众送去的是一种“正能量”。当然，电影是可以揭示苦难的，也可以揭示人性的恶，但是，绝不能让苦难成为吸引观众好奇的噱头，也不能让人性的恶成为电影所反映的主流以至观众效尤，而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导致民心向背，又怎么会取得好的票房呢？现在，我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缺乏的正是这种对于底线的坚守和对“正能量”的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