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朋友的推荐，看到 舒芜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国学”质疑》一文。阅读之后，在惊讶之余，百感交集。在提倡文化自觉、民族复兴及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的今天，居然还有象舒芜先生这样的看法和认识。
舒芜先生似乎对“国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和排斥，直斥国学“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他认为，“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这种看法和认识，如果放在五四或文革时期，也不奇怪，然而它却偏偏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且出自一位涉世与阅历颇深的老一代文人之口，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
这篇文章是近年来少见的奇文，奇就奇在不知国学为何物，却也要批判国学；不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却也奢谈文化变革；不知古今学术研究方法的变迁及其涵盖内容所存在的差异，却也要追问“国学里面有哲学吗？有史学吗？有文学吗？有自然科学吗？”这些属于学术常识性的问题。
总之，由于缺乏国学常识，同时又带有恍如“隔世”的偏见，就足以使这篇奇文陷入上述“三不知”的窘境。如何摆脱窘境，跟上新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势，应从国学中寻找一些启示：那就是认真地阅读与学习。孔子有言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也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古人十分重视人的言辞，孟子把一些不利于人际和谐与社会发展的言辞分为四种：诐辞、淫辞，邪辞和遁辞。认为这四种言辞的危害在于：“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因此，君子无论是说话、发言，还是写文章，皆不能不慎也。
最后，为舒芜先生推荐几部国学启蒙入门及有关当代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之书。读了这些书，再认真思考，也许会避免不负责的议论和陷入“三不知”的尴尬。目前，有关国学及世界文化研究的材料书籍有很多，下面仅列十种：
邓实《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真论》，分别载于《国粹学报》第１年２、３、５期。
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１年11期。
钱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张岱年：《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
孔祥骅：《国学入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乐黛云等编：《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期》1—2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哈佛燕京学社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蔡德麟、景海峰主编：《文明对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著，黄裕译：《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联络1997年版。（李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