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望
日前，教育部官员首次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从而导致教学质量滑坡；还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等。
有关高校扩招的争论由来已久，教育部官员出来“自揭其短”，即使理论层面的争论有继续的可能，但这肯定在事实上意味着高校扩招政策从此转向。
不少人认为教育部这种“自揭其短”的勇气值得称道——这确实比较罕见，所以公众会觉得难能可贵。但是，在笔者看来，对这种“勇气”的称道多少有些盲目乐观了，毕竟，在逻辑上它禁不起这样的追问：教育部作为高校扩招政策的决策者，既然承认自身政策的失误，那么，教育部是否需要为这种失误承担责任呢？倘若只是自己“自揭其短”了事而无须承担任何失误的责任，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高校扩招政策的转向就一定不被证明是失误的呢？而谁又能保证这种“失误”不会频繁重演？
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归咎于高校扩招的急促，这样的逻辑，如果仅就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言，我相信是成立的。正如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先生在《南方都市报》撰文所指出的，高校扩招把“人参变萝卜”——当人参供应突增时，其价格暴跌当是情理之中。
不过，这样的逻辑让人疑惑不解：难道就只有高校毕业生有就业问题？如果这些人不通过考试成为大学生，比如继续呆在农村，他们就没有就业的问题吗？或许现实就是如此，你认为它残酷也好、无奈也好，农村青年劳动力，有谁牵挂关心过他们的就业问题？又有谁会认为这个问题会跟大学毕业生失业一样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事实上，中国这种以就业为动机的高等教育在迈向它的大众化道路的同时，面对的却是一个十分不完善的现代技术体系，这样导致了中国高校毕业生“独特”的失业现象：并非是高校毕业生完全找不到工作，而是现在的经济体系所能吸收的能力对照过去不能为他们提供他们所认定的体面工作，因为这与高校毕业生的特定的或者理想的资格不相适应。
对于不少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宁愿失业也不愿从事那种他们认为名声较低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他们的身份。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谴责大学毕业生的这种想法有多谬误，并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这种想法会很快在他们遭遇生存困境时被消解，别的不说，因为饭总是要吃的、助学贷款的钱迟早也都是要还的——我们并不需要谁像居委会大妈一样去苦口婆心劝诫大学生去当“普通劳动者”。
而事实上，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可能从来就没有教给大学毕业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技能，当经济体系吸收能力迅速下降的时候，有些大学毕业生不仅不能迅速作出调整甚至手足无措。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们才会出现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备受市场青睐而大学毕业生却往往是一职难求的现象。
在这场高校扩招的浪潮中，国家为支持高校扩招的拨款被高校拿来用于为了升格而建的楼馆场所甚至建食堂观光电梯，至于面对着骤然激增的学生，如何增加投入保证教学质量，却可能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这样，它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可能根本就无法承担一项对社会有用的职务。大学毕业生只有在市场中依靠自己重新从零开始，而企业（单位）则需要为此付出额外的培训时间和费用。
2005年10月15日，教育部长周济在亚洲教育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还将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到202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如果我们承认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是建设现代技术体系的必然要求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在高校扩招这条道路上坚定走下去。但一哄而上的“大跃进”方式是需要反思甚至问责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困境事实上是我们经济体系吸收能力的困境，是大学人才培养方式因官僚体制惯性而在扩招后无所作为的困境。倘若以就业困境为理由而使我们在扩招政策上有所转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丧失了一个反思这些问题的绝佳机会。 （作者系高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