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中的人道关怀和哲学拓展
刘悦笛 您后来转到了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研究方面。您是怎么想到去研究这几位的？这是您感兴趣的线索，好像您更多是通过指导学生的研究来实现的，那就是从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到存在主义的思想脉络。在20世纪中叶，尼采研究一度被冷落甚至视为“禁区”之后，您的文章也打破了坚冰，继续开拓了尼采在中国的研究，那么，您如何看待尼采研究的美学价值？
汝信这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改革开放以前，尼采在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一度相当盛行，国内研究尼采的，包括早年的鲁迅、郭沫若，都曾受到他的影响。也还有一些研究尼采的著作，尼采著作的翻译，那时候都有。但是克尔凯郭尔，解放以前，中国是没有的，更谈不上专门的研究。有一些文章提到，比如鲁迅谈到过，我后来看冯至先生的文章中也提过。但鲁迅、冯至他们都是文学家，因此当时我以为克尔凯郭尔是讽刺作家，因为他们是把他作为讽刺作家的例子写到书里。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国内要批判当代西方哲学，组织一些老专家翻译了一些有关的材料，翻译卢卡奇《理性的毁灭》。那是由我们哲学所一些老先生还有院外一些先生共同翻译的。我当时是西方哲学史组学术秘书，经手这件事。当时翻译的稿子首先就到我手里。翻译的稿子中，里头有长长的一个章节，批判克尔凯郭尔的，是卢卡奇对克尔凯郭尔的评论，《理性的毁灭》中的一节。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专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思想家，叫克尔凯郭尔。这个名字过去从没有人把他当作哲学家，只是作为文学家才提到的。到后来，看到雅斯贝尔斯有一句话，他讲，是尼采与克尔凯郭尔让他睁开了眼睛。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转折，黑格尔以后，其他的人都纷纷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作为两位伟大思想家真正地站了出来。看到雅斯贝尔斯的评论，我对他们两位感了兴趣。尼采嘛，过去，解放前，他的著作，也有些翻译成中文，像《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等，我过去多少看过他的一些书，印象也有一些。克尔凯郭尔是完全没有读过。读了卢卡奇的书，老实讲，如果没有关于克尔凯郭尔的基本知识，看了以后还是莫名其妙。
1981年到1982年，我作为院里第一批出访学者，到哈佛大学哲学系做一年研究。当时有一个富布赖特项目，去了之后，因为富布赖特项目要每个人报一个研究题目。我当时对国外情况也不了解，想到国外搞哲学史。我想美国不简单，立国二百年，进步如此之快，到底它的哲学史有什么影响，所以我报的题目是美国哲学史。当时出访的学者每人都有一个联系人，是哈佛大学指定的，我的联系人是普特南教授。我去找他聊天，他问我想做什么，我跟他讲我想研究美国哲学史。他就哈哈大笑，说根本没有美国哲学史这个东西。如果你要研究那些美国的开国元勋，像杰佛逊，富兰克林这些人，或研究那些清教徒，那是美国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哲学的东西，并说这些人没有什么哲学。你研究美国哲学史，没有这个东西。我听后感觉出了洋相，碰了钉子。当然，美国哲学史还是有的，人家也出了书。但在如普特南这种层次的学者眼里，就不是什么哲学。当然，普特南人很好，他跟我讲，你来美国做访问学者，研究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研究你感兴趣的东西。哈佛有很好的条件，就是你很自由，随便你做什么，各种学术活动愿意参加都可以，所以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这样，美国哲学史研究不了啦，那么我研究什么呢？当时正好有一位德国的黑格尔专家，亨利希，以前是国际黑格尔学会的主席，我访问德国时认识的，后来我在哲学所工作时候也请他来访问过。当时他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黑格尔哲学，讲了一学期。我别的课都没有听，就听了他讲黑格尔哲学。杜维明跟我一起听讲。亨利希讲黑格尔哲学跟国内讲黑格尔完全不一样，也很有意思。他就劝我说，你们过去光研究黑格尔跟马克思的关系，当然这是重要的一条线，但不够。那样太狭隘了。黑格尔以后，像尼采、克尔凯郭尔，他们是值得研究的。他讲完以后，我觉得很有启发，所以在哈佛的时候我就看他们的书。克尔凯郭尔的书国内非常难找，哈佛都有。我看克尔凯郭尔就是在哈佛一年，把他的主要著作看了，这样对克尔凯郭尔产生了兴趣。当时国内西方哲学热，存在主义热，萨特、尼采，都很热门，大家对他们都很感兴趣，克尔凯郭尔还是研究得不多。所以回国的时候我带回了一些有关尼采、克尔凯郭尔著作的英文本，写了一些文章。但应该说，我研究克尔凯郭尔也缺乏一些必要条件。研究他，要有神学和宗教哲学方面的知识，他带有很强的宗教意味，或者说就是宗教哲学，如果没有专门的《圣经》知识、宗教知识，对神学不熟悉，要研究克尔凯郭尔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的研究也是半吊子。我是从哲学上去研究，难以深入到他的宗教神学中去。今年我把几篇文章，讲克尔凯郭尔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了一个小册子（指《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但也是半吊子，这跟我研究美学一样。研究美学不够深入，是因为艺术修养不够；研究克尔凯郭尔也是不深，因为宗教神学知识不够。
刘悦笛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是您的哲学思想当中的重要一维。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彻底批判人道主义，挖掉修正主义思想的“根子”的运动那里，这都使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具体体现在您参与编写的《欧洲哲学史上的先验论和人性论批判论文集》（1974）里面。后来的历史变迁，使得您的两篇重要的文章《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和《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浮出水面，并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否得到承认，关键仍在于解放思想”的主张。您如何看待人道主义思想对您自己思想中的内在价值的影响？
汝信 我对人道主义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国内对人道主义完全是采取尖锐批判态度，一棍子打死，认为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潮。当时为了配合反修，批判苏联，政治上批判有“九评”。同时，另一方面组织了一套更深入从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的一系列小册子，写成书，二三十万字的书，其中有一本专门批判人道主义。那时中央组织班子专门做这件事，主编是周扬，参加的人主要有王若水、邢贲思、人民大学罗国杰，还有我，专门调了一批人，都是参与者，从各单位调来的。从搞资料入手，一共搞了两年。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谈到或有关人道主义的词句都摘出来，编成一本书；把西方哲学史上思想家们关于人道主义的言论，把当代西方政治家的人道主义的言述，还有苏联“修正主义”的言论，编成书，每种编一册，出了一套书，同时写一本书进行批判。初稿出来了，起码我和邢贲思承担的部分都完成了，征求意见了。正好那时候，“文革”起来了，周扬自己成了“修正主义分子”，本来批判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修正主义，他是牵头的，但他自己成了“修正主义分子”，说他是假批判修正主义，实际上修正主义，这本书当然出版不了。“文革”后，有的同志从思想上反思，认为“文革”中产生的一系列恶果与我们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错误有关系，人道主义是其中一个。当时开理论研讨会的时候，很多同志在这方面发表了见解，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方面自己有感而发，感觉到欠了债，我们批判人道主义批成了这个样子，“文革”中这样的后果，应该从理论上进行反思，写了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赞成，认为是揭开了问题的盖子，也有些人很反对，认为人道主义怎么说也是修正主义的，起码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对周扬进行批评。一是因为“异化”问题，一是由于“人道主义”，这两个是主要的问题。这有当时的情况、当时的背景。周扬后来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做法有很深刻的反省，跑到一些挨过他整的同志家里去道歉，那是很真诚的。
全球世纪初的文明比较和未来希望
刘悦笛 20世纪80年代，您在商务印书馆主编了《外国美学》系列刊物，一直延续至今出版了近20期。1990年，您和李泽厚先生共同主编的《美学百科全书》出版，在日本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1993年开始，您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承担起了美学界的领导者的角色。对于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及其后续影响您有何看法？这对于美学学科建构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汝信 关于《外国美学》，那时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出版，以书代刊，作为专刊出了十几本。本来口头的协议是要出20本，实际上没出满。现在恢复出版，是很好的事，研究外国美学需要一个专门的园地，有些比较专门的研究很难在一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特别是分量重的大文章。现在跟江苏教育出版社合作，《外国美学》马上就要恢复了。我们强调学术性，文章也不怕长，也不怕专门。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与思考的成果，我们都欢迎。这个刊物恢复的话，对美学研究，特别是外国美学研究，还能起点推动作用。总要有专门园地才能把这个学科树起来。
刘悦笛 近些年来，您的兴趣转向了“文明之间的比较”问题，致力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解答，不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世界比较文明中心”，而且出版了《世界文明大系》。在2006年举办的“美学与文化间对话”国际学会会议上，您在大会致词里面也突出了文明对话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明交流？
汝信 这几年我做关于文明问题的研究。文明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联合国提出“世界文明对话”。我和一些同志组织院内外学者编了一套书，《世界文明大系》12卷，是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已经出版。现进入第二个阶段，准备写一部《世界文明通论》，论述与文明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发展、动向，预计明年完成。我们在国外文明研究上有些空白点，薄弱点，比如埃及、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研究，都是很薄弱的。大家都知道它们是文明古国，但具体情况如何，真正研究得不多。我感觉我们这个项目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作者中，有一位埃及研究专家，刘文鹏教授，写完书稿后去世了。实际上，埃及文明研究在国外是显学。还有像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都是研究热门，只是我们很少有人做专门研究。
刘悦笛 在访谈的最后，请您谈一谈对青年学人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建议？
汝信 搞哲学史、美学史研究，一定要有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以前的哲学史研究有时莫名其妙，跟政治连到一起上纲上线。如当时曾经搞过一场批判康德的运动，原因是因为第二国际的一些人讲要回到康德去，而我们正准备批判苏联。当时跟苏联还没有公开决裂，但分歧已经很大了，又不能公开批判他们，于是便这样绕了一个大弯子来反修，幸好后来“刹车”了。对苏联的研究也要一分为二。苏联当时对西方哲学研究是相当深的，他们的条件，比如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外语资料的掌握上都比我们强得多，我们研究西方哲学要到他们那里去找资料。当时是冷战时期，苏联处在跟西方国家对抗的前沿，跟西方对着干。往往在国际会议上他们的一些年轻专家都用西方人的母语跟他们争吵、辩论。有的熟练掌握多门外语，你说英语我就说英语，你说法语我就说法语，你说德语我就说德语，非常厉害，这一点我们当时远远赶不上。这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刘悦笛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