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是目前我国教育部设立的唯一一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研究的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心设有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王季思、董每戡二位学者开创的戏剧戏曲研究，二是钟敬文等学者创办的民俗学研究，三是为适应新的需要而设立的“非遗”保护研究。为了解相关研究进展，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康保成。
“非遗”研究带动学科转向
记者：康老师，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近年来国内比较热的一个话题，目前已经公布了两批名录，“非遗”总共已经达到一千多项，第三批也已经在评审中，目前国内“非遗”研究情况如何?
康保成：作为一个新提法、新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去所没有的，但学术界对“非遗”所属的各大领域早就有了很好的研究，比如传统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俗等等。在“非遗”保护提出之前，文化部曾经启动过民族民间文艺保护工程，与现在的“非遗”保护在许多方面是重合的。那么有这个名称和没有这个名称有什么区别?既然“非遗”中的十大门类均可以开展研究，那为什么还要纳入到“非遗”中来?我个人的体会是，第一，强调“非物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都必须产生变化。例如，我们过去研究戏曲以剧本文学为主，元杂剧、南戏、关汉卿、《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现在，我们需要把视野从剧本、书斋为主调整到以田野和场上演出为主。做学问不仅仅在书斋里，更重要的是走出去，向老艺人请教。这样的调整对我们来说是有挑战性的。第二，强调“文化遗产”，研究目的要落实到传承与保护上来。“遗产”在法学意义上是私人的，遗产继承也是私人的。前面加了“文化”，概念就完全变了，变成公共的了，如果加上“世界级遗产”的头衔，就标志着这是全人类的遗产。例如昆曲成为“世界遗产”，那它就不再只是苏州的、中国的，而变成了全人类的遗产，是全人类共享的。就目前的情况看，以上所说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的转变都正在形成中，形势相当喜人。以戏曲研究的学术会议为例，每年各地召开的昆曲、京剧、地方戏声腔剧种和少数民族戏剧会议表明，戏曲研究再也不是剧本文学研究的一统天下了。
“非遗”保护：制度化是关键
记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有哪些重点、难点?
康保成：就我们这几年的研究情况来看，由于政府介入，文化部牵头，九部委联席会议，四级保护体系以及每两年公布一次国家级名录等等，这些都应该说成绩很大，但是问题也不少。我们应当从对“非遗”的热情、亢奋状态，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应当是各省再去争自己有多少“非遗”名录，我有80项，你有70项，我的政绩就比你好，绝对不是这样。现在很多单位都是重申报、轻保护，申报的时候很积极，拿到“非遗名录”也很高兴，但你的保护措施在哪里呢?解决重申报、轻保护要从上而下，从国家的层面看，是否把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看成政绩而轻视保护呢?
这几年我也去过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及香港等地，他们都没有我们这么“狂热”，弄成全民族的一个“运动”。特别在日本，“非遗”的保护早已常态化。1950年，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正式提出“非遗”(“无形文化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不仅这部《文化财保护法》日趋完善，更重要的是，遗产保护已经形成一种全民的共识。中国许多地方更多的是在保护遗产的幌子下渗入了商业的因素。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非遗”正式进入中国仅仅五年。有时候，开发性保护是需要的，像工艺类的、中医药类的等等。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前期操作不够规范，社会上有将“非遗”泛化的趋势，好像什么东西都是“非遗”了。有些商家厂家趁机打自己的所谓“品牌”，以保护遗产为名行兜售商品之实，把局面搅得很乱。应当承认，这几年文化部门在“非遗”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的确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亟须修正，拖的时间越长，这些积累的问题就越难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