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类场景，既有诗意，又有人情。路人问路，随手告知，给人行方便，结果也必是与己方便。不过，近来在上海、北京等外来人口涌入较多的城市，有人却从中觅得商机，做起了“有偿问路”的生意，人们赞同者有之，非议者也不少。另一方面，上海等地最近也出现了不少“免费指路”的热心人。
再平常不过的“问路”之举，还会引起种种争议，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城市公益行为的发展空间。
资料照片：他们不好意思了！
此路非我开，但问路需留钱
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的钱兵向记者说了这么一件事：两个月前，他从安徽无为县来沪打工。出了火车站，面对如潮的人流和高楼，小钱几乎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他要去嘉定区南翔镇找表哥。表哥事先告诉他，坐８２２路公交车可以到那里。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一脸茫然的小钱接连问了好几个人哪里坐“８２２”，得到的回复都是“不知道”。
随后有一个操着上海口音的人凑上来，说可以帮他带路，但因为“路很远”，所以要收１０元“问路费”。思亲心切的小钱咬咬牙就答应了。小钱说，那人把他带出广场，向左转，绕了一大圈，又穿过一个公交车站回到了广场，接着再出广场又向右，走了大约一、二百步路，就到了８２２路车站。小钱递过２０元钱，对方却不肯付还剩余的１０元钱了，因为“１０元是‘问路费’，另外１０元是‘带路费’”，这时还见着两三个“帮手”也围了过来。人生地不熟的小钱只好自认倒霉。
“坐车只要５元钱，问路、带路却要２０元钱，真是岂有此理！”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然而一说起这件事小钱依然会愤愤不平。
在上海火车站一带，“问路收钱”的人和那些倒卖车票的人一道被称为“黄牛”。上海市民高一村深知“黄牛”的“生意经”：“黄牛”宰外地人宰得很厉害，比如，把旅客带到地铁站买两张地铁票要收７０元，指认一次公交车站站牌要收４元，如果要带到稍远点的公交车站站牌前就要收３０元，如果他们把旅客带到长途汽车站，还可以按照票面价收取回扣。
相对“规范”的行为是对问路收费实行“明码标价”。比如，有媒体报道，昆明有一报刊女摊主，在报刊亭前挂出“问路五角”的告示牌，实行“有偿问路”。
去年７月，北京一条“向导问路热线”在试运行３个月后，正式开始收费，收费标准为每分钟１元，每咨询一个问题大约需要４分钟。自开通以后，日咨询量超过３０００人次。但同时也是毁誉参半，之后的运作并不理想。
据媒体报道，南京一书报亭摊主则因前来问路的人实在太多，“比买报纸的还多得多”，“忍无可忍”的他“愤然”挂出“本亭不问路”的招牌，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当“救星”的报摊主
但是，同样是面对源源不断的问路人，上海地铁１号线黄陂南路站出口的一位报摊主杨松的做法就有些不同。
杨松从湖南老家初到上海卖报时，对很多道路也不清楚，也曾有过许多愉快或不愉快的问路经历。他的报摊位于地铁口，行人中常会有人向他打听方向。如果知道，杨松一般都会“指点迷津”。看到一些问路者失望的表情后，他开始抽空到处查询、留意。一段时间后，杨松已将一些著名景点以及邻近的公交线路熟记于心。这样，“到我这里问路的基本上都不会失望。”他说。
杨松还碰到过不少向他问路的外国人。他说，自己外语水平有限，碰到连“夹生汉语”都不会说的外国人，即使双方打手势，花好长时间也讲不清楚。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有时不得不求助过路人，甚至要几个过路人“合力”才能解释清楚。
如今，不少问路者已经将他当成了“活地图”，所问的地点除市中心的知名景点与重要马路、建筑物外，甚至还有一些郊区的地名与坐车方向。“但是我毕竟不是‘活地图’，不是上海交通与旅游的‘百科全书’呀。”碰到自己也不了解或者没把握的情况，杨松就翻开随身携带的《上海公交换乘指南》，查清楚了再告诉人家。
他说，有时候问路的人比买报的人还多。最多的一天，他曾免费为两、三百人指路。
一位在黄陂南路站地铁口问路的人说，上海市中心道路太复杂，为了少走冤枉路，就喜欢找报摊的人问路，对不识路的外地人来说，他们简直就是“救星”。
杨松还考虑招募更多的志愿者一起参与免费指路。他说，他准备先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尝试，“每天以一两个小时为间隔，分成多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只要一两名志愿者就可以了。他们如果有空，只要愿意，就可以过来帮忙指路”。杨松打算，请周边写字楼里的公司组织白领，佩戴有公司名字和指路志愿者字样的标志到这里来指路。“对他们来说，既帮了别人的忙，又宣传了他们公司的形象，应该有人愿意的。”
职业“指路员”
这些天，和“黄牛”共存于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的，还有“正规”的“免费指路人”。记者看到，他们头戴红色帽子，穿着背后印有“文明指路，免费问询”字样的红色背心，散布在人群密集处，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帮助。
这样的指路员一共有３０位。这支队伍成立于今年８月份，陈耀祥就是他们的组长。他曾遇到过这样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在上海打工，她带着孩子来沪探亲，下了火车才发现钱包被偷了，钱包里写有地址的字条也随之没了，只是依稀记得是闸北区的某个地方。老陈先给口渴的孩子买了饮料，然后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给闸北区的各个工地，终于找到了她的丈夫。“那天光电话就打了几十个，话费花掉了１０元多。”在老陈下班前，丈夫终于赶来把妻子和孩子接走了，两人不停地说着谢谢。
老陈说，他们每天六点半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然后是第二组人来换班，一直到晚上六点半下班。“去莘庄怎么走？”“９１４路车怎么坐？”这一类问路是他们遇到最多的。他们每天要为上百位旅客、行人解答行路问题。他们身上还都携带一个牛皮纸本子，上面记着各条公交、地铁线路，从而能为每一位问路人提供最实惠的路线。
老陈说他们的活儿“带有志愿者性质”，但也是一个职业：是一批四、五十岁的下岗人员再就业的岗位，是政府解决“４０５０”群体就业问题的一种做法，他们可以从政府领到一定的津贴。
据介绍，这些“免费指路人”的出现，首先是满足２００７年世界夏季特奥会期间公益服务的需要，但是客观上讲，在火车站等外来人口涌入的“窗口”单位提供这样的服务，小小举动，换得了人们普遍的真心称赞。
“问路人”揭示城市公益发展空间
陈耀祥说：“特奥会结束以后，我们的免费问路还会坚持下去，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为更多人服务，创造一个友好的环境。”
杨松的一个报摊，每天会有上百人来问路。老陈的队员们，每天也会为数百人指明行路。老陈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道路复杂，就是本地居民也常找不到方向，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口更是需要有人在他们“迷路”的时候帮一个忙。北京市的交通管理部门则对由外埠进京的驾驶员进行过大规模调研，近３０００份的问卷分析表明，外埠驾驶员对北京道路不熟悉的占到总量的６５．２％，明确表示需要免费指路服务的占总量的８１．１％。
专家指出，为人指路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正是这个细节折射了城市公益服务发展、存续的空间，以及政府努力培育这种公益行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公益行为的壮大有利于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研究生陈恩桃认为，“免费指路人”的出现，其可喜之处在于：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与之同步的是一种开放、和谐的公益精神正在萌芽、普及，“城市公民都应该有一种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政府也应该创造条件培育这种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