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深陷“跪拜门”漩涡的李阳先生，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以攻为守，宣称“我从来不觉得下跪跟奴性有什么关系，觉得磕头有问题的人一定是小时候心灵受过创伤，唤起了他痛苦的回忆”。他举证说：“国家领导人视察灾区，老百姓跪下感谢政府的及时救助，你觉得这一跪是奴性吗？”
要确定跪拜与奴性是否有关，关键是要确定跪拜这一行为在特定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很显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跪拜主要是一种卑下、臣服或者阿谀、乞求的表示―――偶尔的纯粹平等基础上的表示敬重的跪拜，则一般受礼者都会同样跪倒还拜，如古代朋友间的对拜。《后汉书·方术·樊英列传》中记载：樊英病，其妻派遣婢女代为拜问，樊英也跪下还拜，因为他认为“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妻子是共同奉事祭祀的人，与丈夫平等，按照礼法对她的拜问应当同等拜答）。樊英此举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跪拜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示，所以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明确废除了对官员的跪拜礼。
李阳先生认为跪拜与奴性无关，可能是因为他是学英语的，知道在主要英语国家，基督徒对上帝的跪拜是常见的事。但是他是否知道，基督徒对上帝的跪拜是因为他们认为或者预设了上帝是唯一全知全能的造物者，不仅是最高权威所在，也是绝对真理所在，更是人类灵魂皈依所在。在上帝面前，人类应该感恩，应该忏悔，可以净化，得以超越。对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的最高“存在”予以跪拜，自然与奴性无涉，仅与信仰相关。
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仅对长官、父母和老师的跪拜蕴含着明确的不平等意义，而且对神佛的跪拜，也同样不免此种意味―――因为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中国人对神佛的信奉很大程度上有“赂神”的意味，这与西方人的宗教感是大不相同的。既然是“赂”，赂者就不免要在被赂者面前某种程度地自我矮化，以示对对方的企服。
事实上，李阳先生举的，就是一个自我挫败的例证。众所周知，在以民主和平等为立国基础的现代国家中，公民受灾有难，政府给予及时有效的救助是政府的法定职责，任何公民都可以对此受之坦然，而无需感恩戴德；相反，如果政府的救助不够及时有效，公民是有权对其进行问责的―――正如两年前“卡特里娜”飓风肆虐时，对灾民救助不力的布什政府受到美国人民的严厉究责那样。仅仅因为得到了政府应尽的法定救助义务，就对政府俯伏跪拜，感恩戴德，这多少都有一点奴性的意味。
这样看来，精通英语的李阳先生，似乎对主要英语国家的核心文化精神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而他之所以指责“觉得磕头有问题的人一定是小时候心灵受过创伤”，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小时候的“心灵创伤”所致，因为他自己说他父母在他小时候“老是责骂打击我，这让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自卑中”。想来以下跪磕头来责罚他，一定是他父母当年加之于他的一项常技，以致他至今认为下跪磕头没什么大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