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学者周国平之口的“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一语，引起笔者的兴趣，他说：“电视观众的热捧与研习国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我基本上把这归入大众文化消费的范畴。在这里，大众文化消费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不含褒贬的评价。读者是分层次的，有些人满足于大众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有些人则必须自己去品尝原汁原味的高级精神食粮，这再正常不过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两者的比例好像太悬殊了。”既然已经提到了“不含褒贬”，不妨就“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的感情色彩探究一番。不过先得声明的是，本文受到了郭之纯之《周国平“惶恐论”是可贵的文化自觉》(10月8日“文化广场”)一文的“刺激”。当然，本文之旨并不在跟周国平、郭之纯进行观点交锋。
首先直觉到的，“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是含有贬义色彩的话。快餐虽然受到公众的追捧，普及到街头村尾，然而专家学者们说，这东西的营养价值并不高，不生态，不环保，云云。文化快餐自然脱不了这层含义的制约。而且“配置”，让笔者想起鲁迅的《拿来主义》中的话：“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去除此话的时代背景，结合本文的语境，似乎文化快餐是媒体“抛来”或“抛给”的，受众都无法选择，只有接受的份儿了。尽管周国平将“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分得十分清晰，特别声明无褒贬之义，但我深信，持这贬义观念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甚至可以举出许多电视、报纸、网络的例子来，所以，我在这里也不想举出实例。止于此，“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的贬义色彩大致定格了。
但，不能止于此，否则，“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就会成为文化发展的反动，是逆文化潮流而生的畸形文化现象。“配置”一词，应当是“策划”的另一个说法。媒体推出“文化快餐”，需要做受众市场的详尽分析，据此作出是否“配置”出成品的决策。就是说，媒体的配置，含有大众的潜在或内在需要，体现了文化的大众性，因为这样的理解，“媒体配置”不能简单地定性为贬义，因为“配置”过程并不是由媒体绝对主宰的。拔高了说，公众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群，没有公众的认可、接受甚至参与，或者公众的反对与拒绝，“文化快餐”就会烂在电视台、报社或网站里，成为“文化垃圾”，至少是“废品”。止于此，“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应当是中性的。
随着中性的“发现”，配置文化快餐的积极意义就显露出来了。关注者不难发现，文化快餐的配置在慢慢走出低俗、简陋或肤浅的困境，“配置水平”越来越高，大众可享受的“文化快餐”的内涵日益丰富、深厚。粗略回眸一下，文化快餐，从“拿来主义”到“创新主义”，从“西方主义”到“国学主义”，其路线值得称道。一个大环境摆在公众面前，即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到文化借助传统与现代传播媒介的推力，在迅速追赶物质文明前行的步伐，以保持相对平衡甚至超前的态势，可以从“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及其社会反应中体现出来。媒体配置中的大众驱动力越来越大，大众选择情景之下的媒体日渐增多，内涵的健康、丰富与深刻性日益成为主色调。这就是一种良性互动，是需要定性为褒义的客观现实。
大众文化发展迅猛，“小众文化”过于滞后，或者说，满足“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的人太多，“品尝原汁原味的高级精神食粮”的人太少。当将这话放到文化相对于物质滞后的社会发展轨道上，就会发现真理性见解的非真理性。那文化沙漠的十年且不说，之后的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冲击相当大。当人们发现必须坚守民族文化、秉承传统精神时，便开始恶补，于是出现了一批“文化奶妈”、“文化奶爹”。这，或许就是走向周国平所期望的没有“太悬殊”的必由之路。所以，“小众”、“小众文化”、“文化精品”的呼吁或批评，与其说是周国平的“文化自觉”(郭之纯语)，不如说是“大众”、“大众文化”、“文化快餐”发展催生的产物，期间，绝对少了“媒体配置”的贡献。
探讨这个话题的起码价值，有助于推动媒体配置文化快餐的水平，有助于加快文化精品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步伐，有助于通过配置及其传播，促进大众文化及“小众文化”向更高境界迈进。(龚明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