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3日，香港 Simon Lee 画廊将带来由八位画廊艺术家的新作及近作所组成的联展 “Walk the Line”。艺术家们异曲同工，钟情于概念抽象，这次展览的重点在于他们构思和制作作品时所着重段过程面向，这通常涉及到图像从一种媒介或形式，经翻绎、突变和重组过渡至另一种媒介或形式。强调重复和改造作为一种疏远客物或图像与其起源的的手段，正如Hugh Scott-Douglas 提出的“推动物质性直至形式能崩溃整全”的部分策略。
Jeff Elrod 使用既“模拟”又“无摩擦”的技术，来关注人手和数码标记之间的关系。他的画作——徒手用鼠标和图形软件所构成的图纸——于计算机屏幕上的范围之内衍生。这些画随后被大幅扩大，直接数码打印在画布上、或投射到画布上，用胶带标示和绘画或印刷出来。胶带贴在画布的这个有形过程，与鼠标所能达到的快速、自动移动，恰恰成一对比。一旦除去胶带(有时只是一部分的胶带)，主体与背景之间的关系即变得含糊。获悉于二十世纪后期的抽象轨迹以及软件和印刷技术的出现，Elrod 的绘画特点是滑移于平平无奇和虚幻之深, 创造出不断流变的视觉景观。
Matias Faldbakken的旨趣在于以抽象作为一种否定的技俩暨一个美学命题。通过取消、删除、破坏和还原，Faldbakken 把客体从传统的环境中“去”定位，使它们无法履行其预期的目的，从而使它们在物理上和比喻上，显得过时。《无题(袋 #7)》(2013)：一个裱装了的帆布袋，背面涂上颜料，仅仅颜料的那一部分所渗出的粗麻布纤维是可见的，这表明作品同时揭示与隐瞒其主题。
Bernard Frize 自我反思地抓住抽象绘画。他的绘画公式、涂料的特殊处理及由此所产生的图像，传达出他对理论、过程与形式主义的关切：预先确定他将会留下的标记，他完成的画作作为他诘问的记录与结果而存在着。《含糊其词》(2012)，意味着看似无穷无尽的水平笔触，以及画布上颜料的流动性与份量。这种持续、流动的审美特质，在 Frize 那由工具、物质和技术所主导的主题与图案的实践中体现。绘画并非反映感觉或情绪的手段，而是表达本身。
David Ostrowski 的创作横跨一系列尺度，他采用油彩和漆，以及在他的工作室中俯拾的材料。他作品的特点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未经上色的大面积画布，与拼贴的纸张、木材、胶带或报纸，和/或喷漆的线条和块状，争夺地盘。颜色没有保证，一经使用，却显得节制，通常为单一色调。构图、风格和表达的种种观念受到削弱，Ostrowski 的作品剥离题材，然而囚禁着不可预见的美丽——在艺术家而言的「错误」之内寻获。例如标题 Musik ist Scheisse 参考了他创作的流行配乐。通过看起来无计划地交替着创造和删除标记，他的作品提出分析绘画这个行为本身。
Hugh Scott-Douglas 的做法是有机的和具吸收力的;他回收、再生产和再开发材料，并期望他的作品可自给自足。延续“切碎的发票”和“撕裂的支票”两个系列，是次展览的作品以端详美国日常生活的经济学作为一个抽象的基础，挪用了通用百元美钞上的墨印邮票。由早期的氰版照相法的矢量文件(vector files)发展而来, 邮票经过数码扫描、放大并呈现为升华的染色打印，被四个在亚麻布上由激光切割的卫星所包围。于此不寻常的规模，邮票的断裂部分拥有抽象绘画的外观。
Christopher Wool 的实践着眼于绘画的复杂性和画作本身的质量，他创建出一个物质和抽象密不可分的世界。他通过大量的技术和方法，包括喷漆、丝印、以及人手涂绘，推动媒体不断向前。通过层层相迭、重复的主题与错误的再生产，Wool 瓦解了曾经存在的一个结构。减少和消除，与差错和失调并存，彰显深度和平整度之间的张力，而物质最终则在标记的再现与标记仅仅作为自身之间波动。
Toby Ziegler 的实践深深植根于艺术的历史借鉴，这也成为作品的一个主题或视觉基调，当中考古学家那些充满颗粒感的照片以及低解像度的古典油画图档为其来源。这些图像经数码处理后，失去画面的信息，给新的抽象形式让路。最终，形状和图案被具势态的污迹和喷漆所捣乱，Ziegler 的画作同时占据及探索形式组合及其崩溃的领域。
对现代主义历史之语言与结构周而复始的再想象、引用和挪用，为Heimo Zobernig过去 25 年来的作品骨干。他对极简主义、抽象和建构主义思想的批判介入，为其作品添上动态的本质;对各种艺术史的挪用则更上一层楼。《无题》(2013)属于引用毕加索画作的系列作品之一，这个引用是松散和概念性的——Zobernig的自由演绎，结合了充满个人特色的绘画语言，承认实质的物质性以及过程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