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以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何明进入成都某酒楼“打工”，在普通服务员的岗位上与女农民工们共品了近一年的喜怒哀乐。最近，何明在这家酒楼终于“孕育”出一篇题为《服务业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的博士论文。（10月18日《新京报》）
媒体很慷慨地将何明的这种行为称之为“卧底”，我们知道所谓“卧底”是那种隐瞒真实身份、牺牲正常人的生活、担负特殊使命的精英分子。做学问本来就是“有教无类”的事情，不必正襟危坐，在书斋内苦思冥想，特别是类似研究农民工等特定人群的学问，除了亲力亲为，实在别无出路———除非你只是为了混张文凭或应付职称评定，一开始就蓄意制造学术垃圾。所以，“酒楼卧底”一说言重了。
但让博士研究生的壮举熠熠生辉的，正是茶肆酒楼此等社会基层背景。此前太少人到这些地方专门研究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现在出来一个博士研究生自愿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同吃同住，同苦同乐，先不说这样出来的学问真知灼见有多少，至少是动了感情，问了疾苦，单就这股认真而不浮躁的做派，就值得在名利心太重、贪大求洋风太甚的当下大书特书一番。
今年以来，一个“下流社会”的术语在国内不胫而走，它描述了一个在欧、美、日正在发展，或将出现在中国的社会分化发展的态势，即支撑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正在消失，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就我国社会发展态势而言，在经济的高歌猛进中，要注意满足各种改革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正当发展要求，防止在改革中出现某些社会的短板，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些就对相关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更高、更多、更紧迫的要求：务必跟进学术研究，为建立社会成员间的沟通谅解及政府的决策内容、方向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
据说美国动物学家布雷迪·巴尔是目前唯一研究过全部23种野生鳄鱼的人，他的绝活就是充当“鳄鱼卧底”———伪装成鳄鱼，混入鳄鱼群里搞研究。相比之下，“酒楼卧底”该是多么的安稳轻松了！中国学者们要完成上述艰巨的社会学研究任务，离开了踏踏实实的学风文风，连到“酒楼卧底”的苦都不想吃，怎么可能迎来一场与改革深度力度相匹配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