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乾陵的风声又起。
尽管有媒体记者经过追踪采访最后证实，所谓着手开挖乾陵的消息仅仅是“专家个人观点”，但是由于开挖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陵墓这个话题太大了，所以还是备受瞩目。
事实上，作为局外人，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一下乾陵是否开挖争执的两派观点，就可以发现：这不仅仅是文物什么时候挖掘合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现有科技手段是否足以对千年前的文物进行有效保护的问题。挖掘与否的争论背后，隐藏着利益的博弈。
1998年，国内著名媒体《南方周末》曾经就是否开挖乾陵采访过陕西省省长以及陕西省的部分考古专家，同时也采访了国内的一些考古界的著名学者。文章当中提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如果开挖乾陵，陕西当地的GDP将至少增加一个百分点，而由此带动的旅游等产业的收入，将要大幅增加。
而事实上，开挖乾陵的提议陕西省几乎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往上申请一次，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
由此我们看出，在开挖乾陵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矛盾。
其一，是陕西省本地和陕西以外的矛盾。
开挖乾陵，肯定会给当地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改善当地的经济环境和落后面貌。然而，是否应该开挖乾陵、什么时候开挖合适？陕西本地的专家和中央乃至其他地方的专家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而专家的所谓意见，则事实上代表了陕西本地人和外省人之间对于开挖乾陵的不同看法，其背后的隐语不言而喻。
其二，是文物保护技术是否达标的争执。
如果撇开地方利益不谈的话，站在对子孙后代和中华文化负责的前提下讨论，那么陕西几乎没有一个专家可以百分之百打保票说“技术上完全过关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例子是，当年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开掘过程中发现的绸缎，直到今天还被放在冰箱里不能取出来。这个问题本身说明，即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处理开挖墓穴中的物品时，我们还不能保证可以对新发掘的物品进行有效的保护。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世时，最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然而后来到五代时，军阀温韬盗挖昭陵时，开出的清单上并没有这幅字。据此，有所谓专家提出，这幅字很可能被唐高宗李治暗中收了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武则天和唐高宗合葬的乾陵内很可能就有这幅字。而这个猜测，也被一些赞同开挖乾陵的人作为开挖的一种借口。
开挖乾陵必须对子孙后代负责，必须对祖国文化负责。仅仅靠外界对墓穴内葬品的猜测和经济指标来确定是否开挖乾陵，至少是不够严谨的行为。我们无法想象，一旦开挖乾陵，那幅写着“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的天下第一行书随着我们的欢呼声灰飞烟灭。那么，我们为此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后人指责的话柄。
保持乾陵内部的稳定，留到几十年以后开挖。这本身，也是馈赠子孙后代的一份厚礼，就像我们的祖先曾经给予了我们无数璀璨的厚礼一样，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