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大家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了。连美国的右派也加入到了凯恩斯主义的阵营中，他们都充满了无限的热情，这在以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我们这些声称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有某种关联的人来说，现在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毕竟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被遗忘甚至被回避。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理性和证据对利益的胜利。
经济理论早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受管制的市场是无法自我纠正错误的，为什么需要监管，为什么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在金融市场从业的人却在积极推动着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由此产生的误导政策曾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当这些政策让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造成代价时，人们才醒悟过来。
凯恩斯不仅指出市场是无法自我纠正错误的，而且在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中，货币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效的，这时候更多需要的是财政政策，但并不是所有的财政政策都会产生同等的效应。在今天的美国，由于存在巨额的家庭债务和悲观的预期，减税很有可能不会产生效果（就像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所发生的情况）——去年2月份美国的减税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被人们存进了银行。
面对布什政府遗留下的巨额债务，美国应该尽可能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的刺激作用。在科技和基础设施方面（尤其是环保行业）的投资不足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都要求美国在短期支出和长远效果方面取得平衡。这就需要重新制定税收和开支计划。为穷人减税、提高失业津贴以及同时增加富人的税收可以刺激经济、降低赤字以及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开支以及提高在教育上的支出可以同时提高短期和长期的产出以及降低赤字。
凯恩斯曾经担心流动性陷阱，即货币主管部门无力刺激信贷供应的增加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水平。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直在努力避免人们像在大萧条时期那样指责美联储加剧了经济的衰退，当时普遍的现象就是货币供应的紧缩和银行的大批倒闭。但是人们应该认真地阅读历史和理论：保护金融机构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重要的是要促使信贷的流动。
大萧条时期银行倒闭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它们是保持信贷流动所需要的信息的荟萃地。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许多大银行已经走出了“借贷”业务而进入了“流动业务”。它们把业务的重心放在购买资产、对它们进行重新包装然后再出售上，与此同时，他们在评估风险和进行筛选以确保信贷的可靠上的低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最终，对金钱的贪婪导致了对社会破坏性的后果。
联邦政府已经承担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债务和风险，然而伯南克和保尔森的紧急援助计划的条款对纳税人是不利的，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规模如此之大，然而对于刺激贷款的重新发放做得却很少。
新自由主义推动放松监管，满足了某些人的利益。金融市场在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过程表现得非常出色，使美国能够把它有巨大风险的金融产品兜售出去，使全世界都参与到投机中可能服务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尽管这让其他国家背负了沉重的代价。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在于，新的凯恩斯主义教义可能被滥用来服务过去那帮人的利益。那些在十年前鼓动放松监管的人真的吸取教训了吗？还是他们只是在推动表面的改革，以表明这个数万亿美元救助计划的正确性？他们的想法是否真的改变了，还是只是策略上的改变？不管怎样，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看上去比追求市场原教旨主义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十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大家纷纷议论要改革全球金融体系，但是最终付诸行动的却很少。我们对于当前的危机仅仅做出恰当的回应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行必要的长期性改革，以便我们能创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繁荣并且均衡的全球经济体系。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