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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每一个短篇也都像是在遥远的二十多或者是三十多年前的某个纵横交错的巷弄之中等待着更巨大的偶然。
前辈作家段彩华曾经在一次聚会中随口说了个段子：四张出现在《青年战士报》头版上的新闻照片，画面分别是美国总统艾森豪、中国小姐刘秀嫚、配戴自制防毒面具的战士和台糖公司发展养猪副业所养就的一条千斤大猪公。图片说明中的左起却写成了右起，于是艾森豪变作大猪公、戴防毒面具的战士成了中国小姐、刘秀嫚戴上了防毒面具、大猪公倒当上了美国总统。
类似关于现实之谬误的材料总在召唤着我，像亟须媒合的热切恋人。有一天，我走访一位失散多年的老友，发现他的旧居已经残破不堪，家徒一壁。原本充当壁纸的报纸还在烈日之下颤颤微微地打着哆嗦，我走近细看，聊表凭吊之情，不意却发觉报纸上刊登的是某年蒋介石先生所发表的文告。
这是一个奇特的偶然。我无从解释朱四喜、杨人龙、还有王昌远这三个角色是如何绾结出《四喜忧国》这个故事来的，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我离开那一面孤独的墙壁的时候，这文告召唤出先前的段子，总然挥之不去。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留下些甚么，既非关乎意志，复非关乎理智，更非关乎情感，渺小的痕迹与痕迹之间，总会彼此牵引，就像中国古老神话中所谓的“息壤”，虽只一小撮、一小块，却能滋生胎息、孕育万物。俗说：作品有它自己的生命。
每一部作品的启动与完成都含有绝对的偶然性。小说里的各个元素都在彼此瞻望等待。有时它们不约而同地浮现，有时它们七零八落地消失。写作的过程反而像是我走在巷子里寻觅着前方不远处左拐右弯、扑朔迷离的陌生身影。严谨地说来，我从未真正完成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我的每一个短篇也都像是在遥远的二十多或者是三十多年前的某个纵横交错的巷弄之中等待着更巨大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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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在足迹杂沓的泥沙上留下既被他人覆盖、复被后人踏掩的乱痕——苏东坡早就告诉过我们这一点，在他那著名的雪泥鸿爪之句里，关键词也是“偶然”。
作品无终局，人生实偶然。
一九八五年我开始写《将军碑》，在写到将军和儿子“隔着饭桌轮流打呵欠”这一句上，我也打了呵欠，闷头去睡了。从此这半部残稿在我的书桌上搁了大半年，一篇一篇未完成的长短篇残稿，持续覆压在它的上面。
当时我独自居住在龙潭乡下的小屋里，绝大部份的时间用来应付许多报章杂志散碎文稿的邀约，以及漫兴且恣意的阅读。也就在前后大约三年的时光里，我发现这样的生活带给我一个始料未及的启发。许多读过的书、写过的稿，前人写的、自己写的，古人想的、自以为自己想的……都交错溶融在一起。举个例子，有那么一回，高阳邀我进城夜饮达旦，散席时天色已然微曙，沉醉东风之余，我自觉浪掷了不止两天的时间，回头叹道：“跟你这样混，简直是荒废，我新得一句如此，‘人生过处唯存悔’﹗”高阳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珠斥我：“这明明是王国维的句子。”
然而，应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对文学“创作”这个概念起了彻底的质疑。身在此行之中，竟不甘于冠戴此行之名，也出自一个本质性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原创这回事。我们总是在足迹杂沓的泥沙上留下既被他人覆盖、复被后人踏掩的乱痕--苏东坡早就告诉过我们这一点，在他那著名的雪泥鸿爪之句里，关键词也是“偶然”。
苏东坡被贬逐到黄州的时候，偶然结识了一位姓王的老者，据说也是年轻时被逐至黄州任官，已三十三年。苏东坡遂赋《满庭芳》一阕，起句云：“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我初读此句之时，曾快意大哭，几不能自已。那是因为长江，这个意象曾经多次出现在苏东坡的诗句里。无论自其变者或不变者而观之，都是对短暂而妄图永恒的人、事最有力的嘲讽；千万人之行，浪沙淘尽。
在“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和“物与我皆无尽藏”之间，人类从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从未作出真正的抉择，一如海德格尔的名言：“人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也正由于这抛掷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无从负担。聊有书写能力之人，勉强化身为自己的天使，提供“如果”二字所带来的慰藉，那只是我们难以另觅的人生。当我们认真追问：“今谁存者？”的时候，答案却是：算只长江。
像我这样的一个作者，或许还能够继续走在纵横如阡陌交织的小巷子里，有如《四喜忧国》的主人翁朱四喜，挨家挨户散发着手写复印的《告同胞书》。或许我还会趁着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者一不留神，便闪身钻进左弯右拐的小胡同，奔出数武之遥，除此之外，我还能作甚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