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萧然兄认识的时间不长。年初初次见面，听他聊起人生感受，几乎一下子触动了我；我以当时的理解对他说，你其实可以写博客的。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已经听了我的提醒，开练博客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见第三次面，他就托人把一大堆博客文字发给我，让我这个“始作俑者”分享。我粗翻一过，竟不住手痒，即使“佛头着粪”，也要为萧然兄的文字介绍一二了。
在对90年代以来汉语思想的关注中，最让我痛心的，是很多汉语人失去了自信、依凭，由此产生了种种天真、笨拙、乡愿或犬儒的现象。汉语人依附世界知识或中国治道，而不能独立地肩起自己的人生正义，进而担起道统大义。这种现象，尤其是学院知识生产体系的僵化，以及对孩子们的污染毒害，到了家长们都看不下去的地步；当代汉语知识的生产，以繁荣的状态而跟改革前的匮乏状态等值。这种现象，跟国民在股市房市上的作为异质同构；人们无能判断自己跟身外世界的关系，而想当然地依附某种中国概念；他们小康式的生存跟文革中奉旨革命的生存等值。由此产生了种种滑稽剧，甚至才情高蹈的音乐人写下通俗的股民歌《死了都不卖》，因为反映了绝大多数笨拙股民的心声而在华人世界风行一时。无论音乐人，还是今天活跃着的知识人，他们都“雅得这么俗”。
但我同时也注意到，新的种子正在开花结实。我国文化演进至今，确实有令人不可思议的神性；其血脉精神从未断绝。花果飘零，但花果一直存在，并给心灵清凉和安慰。三四年前，在为《七十年代学人文丛》写序时，我就称道了代际在学术传承上的意义，那些生于七十年代的学者已经并正在成为学术传承的中坚。其实，代际、地域、职业、阶层等等都有有心人参与了当代汉语的演进，而成为文化中国不灭的坚实的地脉地火。
网络技术带来的变化更是空前。它使得一个前现代社会的思想中心、重心不断下移，由精英独霸的格局，转变为平民大众的参与和自我成全。传统格局里，只有很少的权威，甚至只有一个中心，边缘地带要接受观念、知识，只有看中心的眼色。但网络使得每一个人都表达了意义。李泽厚也承认，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的生产发布机制失去了效用。博客的出现，更使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知识、思想的集散地、发源地。在《南都周刊》不久前发表的一篇不太谨严的采访中，编辑以标题“一流的头脑都在‘往下走’”来表达我的意思。我说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的产出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心了。当然，现在有一些学院派的年轻知识分子还在中这个毒，认为只有汪晖、甘阳、刘小枫他们说的东西才是知识，只有西方的左翼与极右翼知识分子发布的知识才叫作知识。但是对中国社会来讲，已经进步到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一旦他有足够的知识准备，有很好的知识训练，他就可以来进行知识的生产，或者思想的产出。我觉得现在的思想中心已经很多了。”
现在，萧然兄的博文摆在面前，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周密的谈话仍有些道理。萧然兄证实了，一个“流落江湖”而不得不俗于“在商言商”的人，如果他在职业之外关注自己的命业，他仍会获得独到的、不可更移的、学术权威也不能改变、思想大师或高僧大德也会称道的关于人生世界的见解。这种收获既安慰他自己，也必然能跟大众分享，进而安慰大家的生存。
萧然兄的博文多是说佛谈禅，佛语禅机，说到底是要安置凡如我辈的身心；佛理禅语，不止在佛祖或五祖六祖那里，不止在经典那里，也在我辈这里，在我国民的生活中。我读萧然禅语，常有动心处，觉得他在生活中的诸多言路、思路“甚为妥贴”。我想这正是一个有阅历有深思有诚心者的功德。语云：心诚则灵。又说，诚则有物，诚能动人。这是萧然兄和一切真诚的博客作家们比不及物的汉语作家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他们比不及物的学院知识更有魅力的地方。
行己有耻，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