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12月24日发布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其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笔者此前在北京的一个土地制度研讨会上也多次听到类似言论。许多学者对粮食安全存在着误解，对耕地保护重视不够，而对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间的密切关系更是视而不见，更有人认为，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农村土地流转限定在农业用途范围弊大于利。对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读，亟待澄清。
许多学者忽视粮食安全，是基于对我国耕地现状只停留在量的层面上，不清楚其质的状态。今年4月，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7年度《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当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净减少61.01万亩，减幅0.03%，同比下降0.22个百分点，减少速度趋缓。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的快速膨胀和某些政策层面上的失误，导致盲目开垦耕地，出现过度垦殖与过度放牧。在南方，一些大江大河调蓄洪水的低洼地被开垦为耕地，湖泊被大面积围垦。在北方，过度放牧和将水源条件差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场开垦为耕地，致使土地失去植被保护，造成风沙肆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此外，耕地退化问题也日趋严重，导致土壤的基础生产力下降。尽管国家每年都投入较大资金改造中低产田，力图恢复土地生产能力和质量，但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所造成的破坏，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造成土壤污染和结构失衡。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这紧巴巴的18亿亩耕地，也不完全保持在最宜耕种的状态。
学者们认为粮食安全不成问题的另一个论证途径，是对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的能力和速度的盲信。然而，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生产过程，无论是作物种子还是栽培方式，农业技术的转移都必须在转入方进行适应性、本土化的改良与适应性再研发、再扩散，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需要高度的人力资本和相应的研发投入。我们不能只看袁隆平院士的试验田单产水平节节攀高就高呼平安无事。如果就全国而言，粮食单产水平在“八五”期间每年只增加8.2斤，“九五”期间为每年0.6斤，“十五”期间为10.1斤，这个技术扩散模式显然不是飞跃式的，是缓慢渐进式的。
对粮食安全的误读，还来自于对通过粮食进出口贸易调节国内供求矛盾这一手段的盲信。对这一点，粮食贸易大国在上半年全球粮荒中“独善其身”的表现，以及七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的又一次大溃败这两个事实已经足可否证。最主要的是，全球粮食贸易市场的交易额、交易量要发展到满足中国进口需求的程度，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
考虑粮食安全不是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以粮为纲”，也不单是城里人的事情，更不是用这个名义约束住农民的自由行动，粮食安全，事关13亿中国人的事情。种粮才必须补贴，因为它是在承担粮食安全这种公共责任，提供粮食安全这种公共产品。就是在农业内部，纯粮农户一年一茬、两茬的种粮收益，也远远比不上一年八茬乃至十茬以上的种菜或其他经济作物收益，不补贴怎么行？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肆无忌惮的征地，这种低代价、低成本的城市化，使得土地的价格信号失去意义，经济学的逻辑也在此失灵。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的研究和预测，201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应为42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为5.88亿吨；203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应为44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为7.04亿吨。而我国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粮食产量是5亿吨左右，技术进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程度有限；粮食复种指数已经由建国初的130%上升到160%左右，继续提升的潜力有限；又由于我国正处现代化进程之中，粮食消费发生结构性转变，粮肉之争、粮饲之争、粮经之争明显，纯粮作物比例还存在下探空间。如此，则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就绝非危言耸听，实际上它并不宽裕，也很容易失守。这也是“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畜争饲、不与田争水”这二十字基本原则应当长期坚持的国情基础。进而，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土地流转会不会对耕地面积的减少形成威胁就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地方，资本与地方政府间存在不正常的亲密关系，往往会使二者合谋剥夺农民。这种零星的局部性破坏一旦风行，也会侵蚀粮食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微观基础。
古今中外，前尘往事，经验教训，无不历历在目，我们断不可囿于金融危机的当下议题所设置的迷障，进退失据，手足失措，在农业的长远发展上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
（作者曹东勃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