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接受本报专访。 李扬
李泽厚于1979年摄于北京十渡。（资料照片）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题记
自从18年前移居美国后，每到金秋时节，李泽厚都会回国小住几个月，看书、会友、品美食、与前来拜访的年轻人聊天，然后，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寂静而阳光充沛的洛基山下。
我的同事、“笔会”主编刘绪源与李先生相识已久，但近几年见面都因李先生匆匆的行程而未能尽兴畅谈，于是，在今年寒冬来临之前，他们相约北京，在一天半的时间中，分三次进行了近十个小时的长谈。而我幸运地全程见证了这次对话，聆听了一场丰富而充满智慧的哲学答问。
谈话地点约在了李泽厚位于王府井东厂胡同的住宅附近。每到约谈时间，李先生总是准时到来，湖南乡音未改，神清气朗，目光如炬，虽耄耋之年仍可推想当年风采。
窗外，秋风瑟瑟，落叶一地，从远处的王府井大街不时传来车马之喧，而屋内的人则伴着清茶，沉浸在思考与问答之中，从哲学到美学，从康德到马克思，从人性、情感到中国传统，从大学时代到70岁后的自己……李先生谈兴甚浓，思维敏捷而锐利，语速极快，不时停下来凝神思索，时而又笑声抒怀，那笑声里有种从心所欲的通达气息，令人想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旧句。
“我是下过笨工夫的”
李泽厚对哲学的最初兴趣，要追溯到12岁那年的一次“精神危机”。那年春天，他看到山花烂漫、春意盎然，却突然感到:“人是要死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人生之谜的追问霎时间击中了他，令这个忧郁少年倍感困扰与悲观。
“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感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体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也是12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李家自此家道中落，做小学教师的母亲勉强供他和弟弟上学，备尝艰辛。母亲重感情，而看轻名利地位，虽含辛茹苦却常常把“只问耕耘”挂在嘴边。母亲的人品与风范对李泽厚影响极大。
1950年，李泽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哲学系。虽然身在中国最高学府，他的大学时代却主要靠的是“自学”。那时刚解放，大学里许多课程还未开，冯友兰等哲学系教授还在“改造思想”，所以李泽厚没有上过中国哲学史课，只上过两年“联共党史”，以及由任继愈等四位先生合教的中西哲学，其中任继愈讲中国近代哲学，他听了半年。
李泽厚从大一开始就自己搞研究，有时逃课，有时上课看自己的书。他用老师任继愈的借书证借图书馆的线装书，每次借30函，要跑几趟才能全部扛走。有段时间他患上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
他找到一间废弃的屋顶阁楼，踢开门，躲在里面埋头做自己的事。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他在这间陋室里做了大量笔记。没有人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包括任继愈。他回顾说：“我最大缺点之一，是不喜欢问，总是自己摸索，走了许多的弯路。”
读大学时，李泽厚有时吃了早饭就进城逛书店，买一些很便宜的书，回到学校已经错过了晚饭时间，只得第二天早上再吃，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我说我的胃肠很扎实，经过锻炼，能撑能饿，有便拼命吃，至今恶习未改。”李泽厚笑着调侃自己。
“后来有的人看我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他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谭嗣同，本以为很好研究，“当时看谭嗣同，人很重要，死得很早，书又不多，主要就是《仁学》，就投入进去了，结果吃亏了，他因为思想不成熟，观点相互矛盾。”稿子下了很大工夫，写了五遍，直到毕业才完成。多年后一个哈佛博士将其译为英文，十分佩服他分析得那么细。这篇谭嗣同论后来收进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影响很大。
虽然承认年轻时“走了不少弯路”，但李泽厚至今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
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他同时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史，还摸索了一套独特的自学法，以此练就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功。“我看哲学史，同时看几本，读柏拉图，就同时看韦伯的、梯利的、朗格的，还有罗素的，看谁讲得最好。读亚里斯多德也如此，西方哲学史就这样学下来了。”
李泽厚说，康德和黑格尔对他影响最大。“他们两人给的不是论断，而是智慧；不是观点，而是眼界；不是知识，而是能力。”当年读康德《判断力批判》时“眼下一亮”的感觉，他至今记得。
在美学讨论中奠定自己的理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引发的争鸣，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美学大讨论。
1956年春，朱光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时值毛泽东提倡“百家争鸣”，周扬说：美学可以争鸣嘛。于是，黄药眠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批朱光潜的文章《论食利者的美学》。后蔡仪另写一文批黄药眠，认为黄自己也是主观唯心主义。接下来是朱光潜发表文章批评蔡仪，认为美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并不像蔡仪说的那么简单机械。当时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很多，所谓美学讨论其实大多是批朱光潜。这时李泽厚写了一篇《论美感、美和艺术》，发表在1956年第6期的《哲学研究》。朱光潜看了以后，认为这是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最好的。后来《人民日报》请李泽厚将文章压缩后转发在报纸上，李就另写了一篇《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在1957年1月发表了。从这时开始，到1962年发表《美学三题议》，李泽厚大体表述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其中最重要、也最具创造性的，就是后来广受重视的“积淀说”。
所谓“积淀”，是指人类在与动物分野后，为求生存，在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不断改造客观世界，而这漫长过程也逐渐形成了人类自身的、尤其是心理的改变。
当时的理论更多地注重外部的改变，从制造工具，到生产力的发展，再研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等等。李泽厚由于美学讨论的机缘，由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启示，也由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指引（他在1979年自编《美学论集》时就特意指出，当年自己的第一篇美学文章，大概是国内最早提到这份手稿、并企图依据手稿作出美的本质探讨的），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了人类心理构造的内部，研究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而这也就是“积淀”，即形成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心理形式。他由此提出美是实践的产物，是积淀的成果。这一“积淀”理论，也贯穿于他后来几十年的思想史研究和康德研究中，一直到他晚年“情本体”哲学本体论的提出，都与此直接相关。可以说，这是他全部理论研究的核心观点。
美学讨论时，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论文。朱光潜在1962年回顾讨论中的各种观点时，认为共有三派，那就是：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说到这些往事，李泽厚摇头笑道：“我当时才二十几岁，哪敢自称一派？”
那场美学讨论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变成政治批判。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艺和理论的争鸣，最后都变成了政治问题，而美学始终是“三派”，真正做到了长期共存。
李泽厚虽然成名早，但依然因为政治表现不突出，成了社科院下放劳动最多的人，甚至一度被“开除公职”。劳动时他吃过很多苦，别人挑一百斤，他也想挑一百斤，棉毛衫因出汗多结成了很硬的一个壳，每天累得只想躺在床上，连看报的时间都没有。除去劳动，还有刻骨铭心的饥饿，1960年下放时，每天只有4个白薯，饿得全身浮肿，让他至今“能容忍金钱浪费，却不能容忍食物浪费”。
“文革”时，在干校只准读“毛选”，李泽厚在行囊里偷偷带了英文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把“毛选”遮在上面掩护，读得很仔细，还偷偷做了几万字的笔记。1972年从干校回来，他就利用那些笔记写《批判哲学的批判》的初稿。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市民纷纷住进“地震棚”，条件很差，但他却特别充实愉快，因为他的康德述评最后一章终于修改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