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40位著名词曲作家、歌唱家联名抵制恶俗的网络音乐以来，就引发了好一番热闹。但辩论的焦点大体集中在“什么叫高雅，什么叫恶俗”、“谁有界定权”这一类问题上。大家似乎都没有留意到事件后续发展中的一个细节：中国音协明年将举办一个训练班，对网络歌曲创作者进行专业培训，同时还将举办一个网络歌曲大赛，希望能够引导网络歌曲走上正途。另外，要在网站上开设网络音乐乐评栏目，对网络歌曲加强评论。（《中国青年报》10月29日、人民网10月26日）我以为，掩盖在“炮轰”、“抵制”等热词下面的这些具体措施，才是真正令人玩味的。
这些年来，传统社会精英以“恶俗”为大棒猛击网络上兴起的文化现象，也不是头一遭了。但从那些“精神”、“使命”、“亵渎”等大词中透视下去，底下总有一种共同的情绪：焦虑，一种对社会话语权因互联网出现而发生转移的失落焦虑。
例如，在传统社会，一个有志于音乐又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他首先就得投稿或向前辈音乐家自荐，通过重重关卡，才能让作品与大众见面。然后一举成名或慢慢成名，换言之，他要赢得大众的欢呼，必先得到精英的认同。而互联网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切，网络建立于个人计算机上的这一革命性技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使大众真正掌握了直接的话语权。现在有志于音乐又没背景的年轻人，他的音乐只要能在网上赢得大众的欢呼，他就可以牛，可以不陪精英玩了。
这样的改变是极深刻的。也必然会导致冲突。一次又一次出现精英炮轰网络文化“恶俗”，就是这种冲突中激起的一朵朵浪花。在人类文明史上，这种因技术变革而生的社会冲突，并不鲜见，也总是难以避免。
然而，技术变革终究是无可抗拒的，传统社会的精英们在初期的失落焦虑后，其中的聪明人大多会选择顺应变化。当年英国的贵族在痛骂了一顿新兴的资本主义暴发户没文化、恶俗后，很快就选择了和那些“粗人”联姻，“粗人”们得到社会地位，贵族们则得到钞票。而在我们国内，作协前不久也招安了一大批从网络起家的“80后”作家。无论联姻还是招安，我们都得承认它有其正面意义，起码表示了一种交流的善意姿态，终究比发展到刺刀见红要好。
但联姻与招安还是有细微的不同。联姻是你情我愿，双方是平等的，也就比较容易产生新秩序。而招安是单方向的，它只是把新生势力纳入旧秩序以维持稳定，它容易产生“多年媳妇熬成婆”的现象。如这次批判网络音乐的40位音乐家中，有几位当年也曾被比他们资格更老的音乐家，用几乎同样的话语批判过。而另外一个风险则是，招安往往由于极看重稳定这个“利”，而把道义牺牲了。宋时那首著名的打油诗：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就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古怪路径。从这个角度上讲，郭敬明入作协，也就不必友邦惊诧了。
细观音协的那些具体措施，就可以发现，音协也不是光骂，也想招安，同时也可以明显地发现其单方向特质。开办训练班，对网络歌曲创作者进行专业培训，其教师显然要由音协的音乐家充任；举办网络歌曲大赛，评委自然也是音协的音乐家了；开设网络音乐乐评栏目，主要的作者也不大可能逃出音协音乐家之手。而且，乖乖，这还是一大笔好生意呢。
我并不否认，网络音乐良莠不齐，有些歌曲也的确恶俗。但是，我还是要问，音协之措施为什么就不能采取平等姿态呢？开办一个交流音乐技法的论坛，让有志于音乐的年轻人自由进入研讨、学习；举办网络歌曲大赛，音协音乐家和网络音乐人同时把作品放在网上，让公众选择、评说。因为公平地讲，好音乐也不天生长在音协里，网络音乐与网络音乐人中也有很出色的。如此，音协才可能达到提升网络音乐品质的目的，不然，我深恐没有多少好的网络音乐人会陪音协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