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也有不凡的一面
记者：但也有很多人批评北京文化中懒散、自大的问题，您怎么看？
邓友梅：这主要是说八旗子弟，因为他们不能务农、做工和经商，坐家里不动也有钱粮，故谋生能力差，清朝一灭亡，他们谋生无门，但传承下来的贵族生活方式又变不了。所以无论多穷，扣子该扣还得扣，袖子该卷还得卷。过去大家开他们玩笑，说好不容易卖了家什买个芝麻烧饼，一定要拿到茶馆里，和朋友边喝茶边吃，芝麻掉到桌子上，不好意思捡，就说我准备新买套房，用手指在桌子上画，这是正房，那是厢房……趁机把芝麻粘到手指上，再假装舔手指，将其吃下。看到芝麻掉到桌缝里，便假装恍然大悟，猛一拍桌子，将芝麻震出来……
记者：事实真的如此吗？
邓友梅：这是拿人家寻开心。其实接触长了，就会发现，这些人谋生能力虽差，但文化功底深厚，比如一次开会，请多尔衮的后代做记录，他说不会用钢笔，只会用毛笔。大家说，毛笔也行。等开完会，一看记录，大伙儿都惊呆了，蝇头小楷太漂亮了，放现在那是一幅幅书法作品。可他们不知道这是本事，能换饭吃。北京重建昆曲团时，全北京找不到合格的笛师，一家建筑公司的旗人伙夫想试试，这个人很笨，不会做饭，专门负责烧火，领导说你连火都烧不好，还想当笛师？也没当真，就让他去试了，结果一下就被录取了，人家爸爸当年经常请昆曲艺人来家表演，这叫“拍曲子”，他从小跟着听，跟着练，他吹笛子就当是玩，却玩出了高水平。
写那五是为了警世
记者：您是在和这些老旗人的接触中，对老北京文化有了深入了解的？
邓友梅：是，解放后政府根据他们的能力，为他们都安排了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就负责这个。比如胡同头一家姓金，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说什么都没有，就是会吃，只要吃上一口，就知道用什么材料，火候如何，做得规范不规范，价格高不高，我就安排他去做食品品尝员，工资42元，老金很高兴。第二家姓李，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说我不行，我连吃都不会，但舞台上弦一弹，演员一张嘴，闭着眼就能分出是哪派，唱得地道不地道，我就安排他去曲艺改革委员会。结果他们干得都挺好的，人家真能说得头头是道。
记者：所以您把他们的话都记下来，融入了创作？
邓友梅：是记了很多东西，但当时并没想写，直到“文革”结束了，才开始创作《那五》，那五多少有点文化，可清朝一灭亡，特权失去了，立刻生计维艰，而造反派的子弟们连文化都没有，一旦失了特权，他们该怎么办？当时也是为了警世，不自觉地就把过去的那些积累勾了出来。
记者：看您的《那五》、《烟壶》，以为您翻阅了很多档案资料。
邓友梅：资料查得不多，因为太生硬，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是拼上去的，况且那些记录多是文言，非常简约，只有三两个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