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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王家卫当编剧，“他大概只会用我的几个标点符号”
多年前张大春发誓决不为电影写剧本。但去年他打破誓言，与王家卫合作，编剧《一代宗师》，这次《城邦》出书，王家卫投桃报李，请张大春挑了一则他拍的青帮故事的剧照，做成明信片在书中以飨读者。
张大春与王家卫的渊源由来已久，去年开始大量的互动，“我们通邮件有81封，他也回了81封，但是里面我不定每次传多少戏给他，而且不断在翻修，不断推翻之前写的内容。”张大春笑言他们的合作像是打乒乓球，又像是练拳击，“事实上这样的合作也不像打乒乓球，我打他不接啊，可是我一定要打，也不能说我是他的编剧，只能说我是他的朋友，真的要做他的编剧太划不来了，他大概只会用我的几个标点符号。”
而与王家卫的合作，令“文坛顽童”张大春也感到非常有意义。王家卫有了不起的拆解能力，张大春则有源源不断的新想法，“王家卫有很了不起的能力是拆解，给他什么都能拆开了，锱铢必较，拆的结果是他形成了自己的主干和思维，但我完全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写作的人总觉得这是个成品，我们总在期待书出版装订，但王家卫的工作不一样，他还很鼓励我把我们之间的合作写一本书，这种合作对我的价值是我可以更实际地相信作品是不完整的，很多理论家告诉我们，比如福柯曾说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漏洞，我自己在写作时当然会有体会，可是不那么深刻，但到了王家卫手里完全就昭示了。我就是陪他练球的，他就像个拳王，我就是沙包，比沙包好点就是我还会躲一下。反击一下，但不可能打倒他，但是跟他练习的过程中我能学到很多。他有几次跟我打电话说《城邦》啊，还有别的一些作品的内容我可不可以用，我说可以用，但他从来不用。他不是从我的作品里找靶子，反而是在那些作品里受到了一些启发，我们之间算是互相启发吧。”
而对于城邦是否会拍成影视剧作品，张大春表示：“我自己没有想过把《城邦暴力团》变成影视产品，不过有些导演朋友好像有点兴趣，先后谈过。所有的改编都牵扯到一个问题，要不要忠于原著，我认为只要改编就不必忠于原著，本来就是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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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的年轻人而言，我就是“电台主持”
张大春坦言，他在台湾还有几个固定的专栏，电台节目也在做，在台湾他写作很早，最早还做过电视，对台湾的年轻人而言，如果不是学文学的，对他的认识就是“电台主持，说书的，会骂人的专栏作家，部落格(博客)会炒话题”。他的博客上常常充满了政论性的话题，将个人博客作为公共书写之所，专注于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在台湾他更像一个政论家。
张大春开始在内地走红，始于《聆听父亲》和《认得几个字》的简体版引进，而他最早在内地出版的作品其实是《公寓导游》，这段“不敢谈”的经历始于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是他的姑父，借着这层关系，出字帖的宝文堂勉为其难出了他的书，“这结果大家都很尴尬。”
年轻时尝试了众多文学形式，实验性的小说花样繁多，张大春的才华令人惊叹，人到中年他的作品更平添一份内敛，由繁到简，他的生活亦是如此，不温不火，充实而平淡。
相比于唐诺朱天文夫妇的咖啡馆写作，张大春的创作则很有规律，“我早上六点半(起来)，太太把小孩送走，我从7点开始到下午两点半，始终是我的创作时间，早上起来不太清醒，我就拿来写古诗，写比较复杂的律诗，睡觉前也是如此。读帖，有时候写字，大概近十年来最固定的形式就是读没有标点的古书，我大学本科时候虽然努力拼各种奖学金，那些功利的东西也打下了某些基础，但近十年来我花非常大量的时间回来看基础的东西，回到最幼稚最基础的时代。也不一定是中国古代的东西，有时候还看英文，我每天给自己规定时间读一定量的英文，我也不太懂别的语言，哪怕是像《经济学人》这样的杂志我也读，我做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功课，没有目的也没什么指向。”
他的作品中常呈现对中国传统文艺形式的爱好，就连张大春的妻子也常说他有“老人缘”。“在我的生活中经常出现各式各样对我生活有启发的老人，长一辈的作家里面，比如《巨流河》的齐邦媛，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交流；比如美国的聂华苓，这些老作家在我的生命中很多。我父亲是很关键的，他是民国人物，1921年出生，他对我整体的启发最大，包括做人的价值，最根本的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