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然不能追随资本主义，就应该在教育领域首先进行创新，用教育的创新推动全民的全面创新。
-朱宗震
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中，本是三位一体的。目前，我们正在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但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而重中之重，仍然是教育问题。因为这一切的关键，还是人的问题，人的素质问题，13亿中国人的素质问题。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精神的普及，还是要依靠教育。国家在财政拨款上，应该采取强行划拨机制。尤其对于贫困地区的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经费，更应如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是只落实到社会精英人物就能实现的，那是全民族的事。
在教育领域，除了投资问题外，就是教育方针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观念的问题。上世纪初，从民间推动教育改革的领袖张謇说：“鄙人潜心研究，所谓中国专长者，不过时文制艺而已，科学则有能有不能，至于教育之理，教人之法，虽谓直无一人能之，亦不为过。嗣后渐有议及设学堂者。惟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为无本。小学惟在得师，则师范尚焉。鄙人立志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目前，我们教育之理，教人之法，还很不科学。八股文式的应试教育，以及传统的精英教育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有位政协委员指出：我们的教育素质下降了，我们的创新精神被摧毁了。也许这样说有些言重了，但目前我们在教育方针上确实问题多多，与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有着明显的差距。
教育领域，正是科学性和人文性高度结合的区域。资本主义的创新，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的。我们既然不能追随资本主义，就应该在教育领域首先进行创新，用教育的创新推动全民的全面创新。
教育的创新，当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但也可以从最简明的地方开始，就是建立大学校长选拔的创新机制。也就是用什么方法，把能够办好教育爱护青年的校长选拔出来？在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就是从选拔了一个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得以在北大生根。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批能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大学校长。曾国藩在《原才》中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响而已，……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响，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曾国藩还是从农业社会的思维来考虑人才培养机制的。但当年景仰曾国藩的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还是发挥了改变社会风气的巨大的影响力。一批能够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创新型校长，他们的辐射力是无法估量的。
当然，创新不是单纯靠号召就能成功的，要真正能够选拔出创新型的校长，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逐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这几年国学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得到重视，我并不反对传统文化的适度回归和发扬，但也应该注意到，正是八股文教育扼杀了中国的创新欲望。孔子的“述而不作”，儒学的为圣人立言，对于现代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确实是有负面影响的。最近有人指出当前“学风本本主义，文风八股腔”的弊病，不正是根深蒂固的国学吗？国学大师们首先应该进行清理。无条件地盲目地提倡国学，甚至提倡考什么四书五经，那样我们还能创新吗？其实古人也只是学点时文，应付考试而已。除非专业人员，谁还需要全面读懂四书五经？读一遍(指基本读懂)四书五经，不需要十年寒窗也要有三年时间吧？
这一类哗众取宠的浮躁学风，一时难以遏止。现代经济学科已是一门科学，但目前的经济学的争论却呈现隔空对话的状态，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实事求是的学风却很容易受到压抑，学术中立的原则不被社会承认，在研究工作中贯彻往往很困难。我举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事例。我有一篇书评文章，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批评作者说：“辽沈战役中的长春之战，更突显了战争的残酷性。长春的平民百姓经历了解放战争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岁月，比军队的伤亡更为严重。反省这段历史，从人道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不祈祷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把长春的解放，说成是‘解放军用不流血方式占领大城市的第一次成功范例’，是对历史，对无辜牺牲的平民不负责任的话。”这段实事求是的话，也是全文最主要的批评，报社编辑方面，没有经过本人同意，竟然擅自删去。如果我们的主流媒体，如此漠视《著作权法》，如此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么我们将如何培育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文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