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虎事件的真假似乎基本尘埃落地。回顾这起事件，感觉与此前发生在韩国的黄禹锡胚胎干细胞造假事件，有诸多相似和相异之处。
第一个相似点是，集体有意无意的造假。华南虎的学术论证找了7位专家，希望通过这7名专家的“权威论证”来确立镇坪县找到华南虎的结论，同时打消公众的怀疑。周正龙的虎照，只不过是集体涉嫌造假的又一个参与者，并为集体涉嫌造假提供了更多的伪证。
黄禹锡的造假，不仅邀请了韩国总统的科技顾问作为论文的共同作者，还邀请了其他许多外国专家，包括美国学者，作为论文的共同作者，甚至作为黄禹锡其他论文的主要作者，希望以此来增加论文的说服力。正如《科学》杂志编辑肯尼迪博士所说，把美国学者作为共同作者，显然增加了他们（审稿者和编辑）的信任感，从而让论文得以发表，欺骗公众。
其二，避免了解真相的人或真正的专家发表意见，以避免真相被揭穿。华南虎的鉴定请了7名专家，却没有一人是研究猫科动物的。这7个专家中，几乎一生都没有见过野生华南虎，更不用说研究华南虎了。不仅如此，当最初的鉴定报告出来，业内有人怀疑，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研究华南虎的专家想要申请进行调查研究时，又以种种理由被阻拦。
黄禹锡的造假同样是怕同行说出真相。他采取的做法或许更高明，把他的科研小组部门化。结果每一个小组都不清楚其他小组具体在做些什么，至于外人，当然就更不知道了。所以，黄禹锡不仅瞒过了韩国同僚，而且瞒过了许多到访的外国专家。
其三，行政压力有意无意地干预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陕西的7名专家是在陕西林业厅的召集下进行论证的，面对行政的压力，研究人员即使感到事实真相有误，也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说话”。比如，其中一位专家说，一些所谓的学术论证失去了价值，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人家要请，他们也不好不去。他笑称，有一天他参加了6个学术论证，收获是800元的辛苦费。
黄禹锡则是请出总统的科技顾问朴基荣女士作为论文的共同作者，在这种权势下，有谁还敢怀疑黄禹锡及其团体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这也是东方共有的一种“关系学”，要想有科研经费或出成绩，只有深谙关系学和搞好关系，才有可能。
当然，华南虎事件也体现出社会的浮躁心态。不肯扎实做事又好高骛远的“生态环境”，让有意无意的造假难以避免。例如，华南虎的鉴定至少在科学上存在好些硬伤。野外考察时间不足，调查组成员近一半的时间是呆在镇坪县林业局查看、整理资料；把目击访谈作为直接证据；先入为主认为镇坪地区有华南虎；不对毛发进行DNA鉴定，而对北京专家鉴定华南虎是否定的也捂住不透露等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容不得真正的学术批评和质疑，以致让后来的“周老虎”成为让全世界哂笑的补充证据。学者、专家之间不敢批评和质疑的原因除了体制原因外，还在于文化的原因，“圈内大家都知道这个报告出问题了，但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都不敢说什么。要知道是我说了，我就别在这里混了。”
华南虎事件的虚假不仅损害了当地学者和政府的形象，也影响到中国动物学者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形象。如何扭转，需要有关人员和部门痛下决心，亡羊补牢。
